英國金融時報網5日發表專欄作家蒂姆哈福德撰寫的題為《統計不應成為政治的奴婢》的文章。文章説，當他呼籲英國公眾投票選他當首相時，反對黨領導人提議收集新數據，以便更好地了解英國的國情。“福祉無法用金錢衡量，也不能在市場上交易，”他説。他補充説，“我們衡量各種各樣的事物，但唯一沒有衡量的是那最重要的東西。”

　　 上述段落的所有內容都是真實的，只有一個細節例外：第一個引語是2006年戴維 卡梅倫所説，當時他是反對黨領袖。第二個是現任反對黨領導人埃德 米利班德幾個星期前所講。兩人看起來都有一種相同的感覺：人們最熟悉的經濟衡量尺規國民生産總值(GDP)已經不合用。卡梅倫要收集關於福祉或幸福的數據；米利班德想要一個“生活成本”指數。沒有多少理性的人反對收集及時、權威的經濟和社會統計數據，但米利班德和卡梅倫兩人做到了不容易的事，那就是表現得既犬儒又幼稚。

　　 這兩種情況下的犬儒動機是顯而易見的——就像尼古拉 薩科齊還是法國總統的時候那樣，他委託出爐了一些另類的經濟衡量指標，而這些指標恰好展現法國的長處。作為以崇尚自由市場和低稅收出名的保守黨的領導人，卡梅倫希望軟化自己的形象，暗示一種更包容更關愛的視角。米利班德正試圖取代一個成功推動英國GDP突然出現起色的政府，因此，他很自然地想把聚光燈投射到別的地方。揭露幼稚的一面需要挖掘更多統計數據，這需要分為三部分。

　　 第一點是，許多此類數據早已存在。英國國家統計局在勞動力調查中問到有關福祉的問題。該局也定期發佈通脹數據，而工資數據包含在工時和薪資年度調查中。卡梅倫和米利班德並非真的要求國家統計局的統計學家拿出新花樣，而只是希望統計的次數更頻繁或者內容更加詳細。

　　 第二點是，從來沒有主流政治人物將GDP（或者國民生産總值(GNP)）作為唯一有價值的政策目標，儘管我們經常容易得出這一結論。羅伯特 肯尼迪曾經説，GNP計入了“凝固汽油彈”和“核彈頭”，卻沒有包括“我們孩子的健康”或者“我們婚姻的力量”；他的這一著名抱怨雖言辭美妙，但誰能相信只要統計學家收集了不同的數據，離婚就可以被阻止，而越南戰爭就永遠不會發生呢？

　　 去年，《自然》雜誌上的一個尖刻評論抱怨道：“雖然2010年‘深水地平線’石油泄漏和2012年颶風“桑迪”造成了巨大破壞，但這兩個事件提振了美國GDP，因為它們刺激了重建工作。”但是，只有在“深水地平線”石油泄漏是GDP數據收集以某種方式所導致的情況下，這才是一個問題。

　　 如果政客們真的試圖使GDP最大化，他們就會立即廢除所有的市政規劃限制、廢除所有移民障礙以及福利國家制度的一大部分。這些構想等於政治自殺，這證明了GDP不是公共政策的唯一目標，而只是一種衡量經濟規模的方法。最深層的幼稚是這樣的想法：（用米利班德的話説）我們可以衡量一件“最重要的東西”。國家統計局關於中位數工資的數據是一個很好的例子。根據一項衡量指標，全職就業人士的中位數工資在上一個納稅年度僅上漲0.1%，遠低於通脹率。而以完全相同數字為依據的另一種計算方法顯示，中位數工資增長了4.1%，遠高於通脹率。(中位數工資是指樣本裏處於中間位置者的收入)。

　　 怎麼會這樣呢？較低的測量結果是整個樣本的中位數。較高的測量結果針對全年都做同一份工作的人（絕大多數人）的中位數工資。例如，如果一些高收入者退休了，而一些低收入者加入了勞動力大軍（中學畢業生？移民？），這兩個數字就會有所不同。大多數人享受體面的加薪而中位數工資保持不變的情況是可能發生的，而這可能是現在正在發生的。換句話説，一個相當狹義的問題——“處於收入分配中間位置的全職工作者的境遇如何?”——結果有兩個非常不同的答案，而每一個都有無懈可擊的依據。

　　 我們甚至還沒有涉及關於兼職者、自由職業者、最貧困人口、最富有的人、養老金領取者或福利領取者的問題。那種認為我們能夠以某種方式衡量“最重要的東西”的想法是很荒謬的。官方統計學家有責任提供一系列及時客觀的統計數據，幫助制定出更好的決策。這就是為什麼必須收集、分析併發布如此多不同類型的數據。這是一項艱苦的工作，也是為什麼比起幫助幼稚的政客彼此壓倒對方，英國國家統計局還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