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在越來越多的人意識到西方的發展模式並不完善，而中國的發展方式有其潛在的優勢。

　　近年來，亞洲地區出現了一些不容忽視的思潮變化，包括政治激進化、宗教思潮極端化以及對新自由主義經濟的反思，等等。

　　很多人希望把宗教、經濟、社會等方面的問題，如收入分配差異、社會分化、經濟發展困境、就業不足、環境惡化等，通過政治化的途徑來解決，而這又往往導致激進化。指望通過激進政治解決問題，很多情況下只是幻想。應當看到，在經濟全球化大背景下，很多問題的實質更多表現于資本問題，一些弱化的政府沒有能力在資本和社會之間達到平衡。

　　在一些亞洲國家和地區，出現持續多年的宗教思想激進化，這是一個深具挑戰性的問題。在中東，激進宗教思潮已經導致層出不窮的政治衝突，並有可能延伸到亞洲更多地區。

　　很多亞洲國家過去一直受西方主導的新自由主義經濟模式影響。上世紀80年代之後，日本按西方經濟模式進行的改革很不成功，如今作為新自由主義變種的“安倍經濟學”也幾近走到盡頭。新自由主義導致並加深了“馬太效應”，即富者越富，窮者越窮。幸運的是，亞洲很多經濟體開始反思新自由主義對社會造成的衝擊，認識到國內生産總值對經濟很重要，但也要與社會需要相互平衡。

　　貧富懸殊是全球性問題，始於上世紀80年代的跨國資本流動引發的經濟全球化。資本創造了很多財富，但財富主要流向了把握資本的少數人，大多數人沒有從財富的創造中獲益。這是一個很危險的趨勢。

　　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以來，西方也出現了對自身制度、模式或治理能力的反思，其中對經濟制度和模式的反思比較多。然而，在現實政治生活中，西方的大眾民主模式往往産生不了有效的政府，從而引發西方對政治的反思。如美國學者福山近年來深入反思西方民主為什麼會導向無效政府。把世界分成“民主”和“專制”本來就過於政治化和意識形態化。任何社會如要實現社會經濟的發展，都必須具備基本的政治秩序。

　　照抄照搬西方模式，亞洲已經有很多失敗的例子，那些有意識抵制和避免西方模式的國家，反而更有可能取得成功。今天的新加坡是一個很好的例子。儘管近年來新加坡面對的挑戰同其他經濟體類似，但新加坡選擇的是自己的模式，在不斷尋找平衡資本和社會利益的手段。例如新加坡政府單獨投資或參與投資的一些企業，在保障基本社會公正和公平方面，起到了有效的作用。

　　值得研究的是，中國在市場化進程中仍然保留了大量國有企業。這些企業在社會和經濟領域發揮著重要作用。西方國家沒有類似的國有企業，在調節經濟過程中只有金融、財政兩個杠桿可用，不足以平衡市場的負面衝擊。現在越來越多的人意識到西方的發展模式並不完善，而中國的發展方式有其潛在的優勢。

　　亞洲社會有自己的發展邏輯。今天，亞洲國家仍然需要在學習西方的基礎上，尋求自己獨特的發展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