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代西方的中國學大致經歷了兩個代際的變化。第一代是歷史主義流派主導的，第二代是意識形態至上流派所主導的。當代西方對中國的認知，不論是學術界或大眾媒體，都深受這兩大代際和流派的影響。

　　 我認為，當下，中國學正迎來一個新的代際，即第三代。第三代中國學發端于新的形勢背景下，研究方法和取向都不同以往。這一代際的演進，將推動中國學從基礎結構上發生轉型，並對世界對中國的認知産生決定性影響。

　　 這對中國共産黨來説意義深遠，作為中國政治治理模式的核心體制，中共將有能力深刻影響中國學的結構和方向，並從根本上改變中國的國際形象。西方研究中國從意識形態論戰轉向務實分析首先，我們稍微回顧一下歷史。現代中國研究的第一代，可追溯到20世紀初。這代人以史景遷、傅高義等傑出學者為代表。他們用歷史主義的語境研究現代中國，研究方法深受中國傳統文化影響，研究領域涵蓋中國政治、歷史、社會狀況和引領中國現代史的領袖人物。這些研究為人類知識寶庫增加了新的瑰寶。中國學的第二代，始於1989年，在後冷戰時代的意識形態狂熱中誕生。這一時期的研究，被歷史決定論引入歧途，陷入自由民主與專制獨裁的意識形態兩元對立。在研究取向上，強調政治立場先行和意識形態挂帥，目的只有一個，即證明中國的政治制度必然崩潰。在研究方法上，則十分類似美國競選中常見的“敵情研究”。可惜，這一代際的研究一再被中國成功發展的事實證偽，備受質疑。我預判，這一派的未來前景極其有限。梳理完過去，讓我們再來看看當代。最近幾十年來，中國全方位快速崛起，其巨大影響延展至世界的各個角落。全球政治、歷史、經濟研究的頂尖人士，紛紛聚焦中國，希望探究這一歷史重大事件的深遠含義。這個群體不再像前兩代那樣限于中國通，而是來自各個領域，他們便構成了第三代中國學的主體。第三代中國學呈現兩個趨向，一個是理論派，即試圖用西方現有的政治和國際關係理論，來分析和解讀中國模式，

　　 譬如建構主義，“正當抗爭”理論，“社會團結”理論，“受眾理論”等。在我看來，這種用抽象教條硬套鮮活現實的研究方法很不可取，極有可能重蹈意識形態挂帥式研究的覆轍。另一個趨向稱為實證派，即以收集客觀數據為基本研究方法，客觀分析中國的治理模式。這一派中不少人是世界知名學者，比如弗蘭西斯福山的政治學研究，尼古拉斯拉迪的經濟學研究，以及傅泰林的國際關係研究。值得注意的是，這一派中很多是年輕學者。在我看來，實證研究高度關注政府治理，聚焦于具體問題，以實際數據為支撐，回應了世界客觀認識中國的需求，對各國的政治治理也提供了借鑒。實證研究的興起，標誌著學術界正從意識形態論戰轉向務實分析，發展前景非常廣闊。中國政治治理實踐為世界打開新視角新一代中國學研究吸引了當今世界最傑出的學術精英。其原因主要有兩點：首先，中國崛起影響全世界，世界需要了解中國，特別是中國的治理模式。第二，當今世界上許多國家，包括美國和歐洲各國和很多發展中國家，正遭遇史無前例的政治治理困境。全世界都在反思後冷戰時代對政治治理的共識。而中國的成就有目共睹，對中國政治治理的積極研究，有望為世界打開新視角，找到新思路。但這一代中國學要想真正實現跨越，還面臨一道障礙亟待排除。這就是，中國共産黨是中國政治治理的核心，卻迄今極少為世界所知。應該説，無論從理論上還是實踐中，中共都是中國政治當之無愧的領導核心。但是，從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起，中共一直將自己隱藏在一個貌似和其他所有現代國家一樣的國家體制內，這是一個很奇特的現象。眾所週知，中國的政治治理模式在當今世界上獨一無二。中共的幹部選拔制度複雜有序，中共的政策決策機制和反饋機制科學嚴密。遺憾的是，全世界很難了解到這些細節。我們正站在一個新時代的起點。意識形態挂帥的迷霧正在散去。在“後意識形態”的時代，提高治理能力和找到有效的解決方案，是各國各類政黨的核心任務。各國學術界都在苦尋良方，以救自己于現實問題之水火。要揭開中國成就之謎，鑰匙在研究中共社會科學界幾乎每一個領域裏的新一代學者，都意識到中國的重要性。他們都已經深知，不深入研究中國的案例，就無法全面理解和解讀當代世界的政治治理。中國的發展可以説是當今世界在政治治理模式上最重要的嘗試和探索。現在他們又逐步發現，要想深入研究中國治理，不深入了解中共，就無法真正搞清楚。萬法歸宗，要揭開中國成就之謎，鑰匙是研究中共。

　　 那麼，中共會走上前臺、撩開神秘面紗嗎？中共的“秘方”能改變世界對中國的認知嗎？能促進世界全面革新政府治理的時代理念嗎？答案不僅是肯定的，而且是令人鼓舞的。新中國成立65年來，特別是鄧小平啟動改革開放36年來，中共以人類歷史上最快的速度，帶領人類歷史上最大規模的人口，實現了人類歷史上最大幅度生活水準的提高。中共的治理秘笈博大精深、獨一無二。這一秘密的揭曉，將拓寬整個世界的視野 。或許，今天我們正在一個新時代的開端。在這個新時代裏，中共將以開放姿態走到臺前，世界將以客觀務實的態度一窺中共這一當代政治治理學裏最重要體制的究竟。這個時代需要雙方相向而行。中共需要進一步開放，學術界需要更多嚴肅學者的投入。要做的工作很多，但並不需要太久。在第三代學者手中，我們就有望創造出一個全新的知識體系，貢獻給世界的政治治理研究。中共也有望極大地改變世界的認知，改寫當代世界的中國故事。（作者是上海的風險投資家和政治學學者 李世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