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威脅論”具有遏制和刺激雙重效應
新一輪“中國威脅論”的始作俑者，是為了遏制與干擾中國的發展。然而，結果卻事與願違。幾十年來，西方及周邊一些國家極力渲染的“中國威脅論”，實際上産生了遏制與刺激的雙重效應。
一方面，“中國威脅論”成為中國發展中的雜音，在一定程度上損害了中國形象，阻遏了中國的發展步伐。
在政治層面，“中國威脅論”引發了周邊一些國家對我國的敵意，增加了周邊國家對我國的不信任感，阻礙了我國與之開展國際合作的步伐。
在軍事層面，“中國威脅論”加大了地區軍備競賽的可能性。近年來，周邊一些國家花費重金購買先進武器裝備，客觀上增加了地區不穩定性。
在經濟層面，“中國威脅論”增加了我們同世界其他國家的經濟摩擦。近年來我國同一些國家的經濟摩擦事件不斷增多，不能説與廣泛散佈的“中國威脅論”沒有關係。
在外交層面，“中國威脅論”為某些大國人為地阻遏我國走向世界提供了政治藉口，成為西方國家制約我們發展慣用的一張牌。如在近年來我海外經濟活動中，中國企業收購海外資産的多起商業行為，都因某些國家以危害本國經濟安全等藉口橫加干涉而終致流産。
總的來看，“中國威脅論”在一定程度上惡化了中國的周邊環境，使我在發展過程中不得不面臨更加複雜的國際環境，不得不承受更多的外部壓力。
另一方面，“中國威脅論”作為外部強加的動力，在一定意義上強化了中國自身的危機意識，刺激了中國的崛起和發展。依據英國歷史學家湯因比的“挑戰-反應”理論，有機體在遇到挑戰時，會本能地産生一系列有效反應，從而最終促進有機體的發展。
“中國威脅論”在帶來一定程度負面效應的同時，也在一定意義上成為刺激中國發展的外部動力。中國古代就有“憂勞興國、逸豫亡身”的古訓。“中國威脅論”，是西方及周邊相關國家緣于外部力量逐漸強大而産生的危機意識，這種危機意識在被反覆強調的同時，也反過來成為促使中國發展的重要外部動力。實際上，恰恰是在20世紀90年代以來，“中國威脅論”浪潮一波又一波掀起之際，中國發展的步伐大大加快並日益穩健。
此外，“中國威脅論”在客觀上也強化了中華民族的凝聚力。中華民族從來就不是一個為外力屈服的民族，而是遇強愈強、愈挫愈勇。在“中國威脅論”中成長起來的國人，在親身感受到國家日益強大的同時，也逐漸適應與接受了這種機遇與危機並存的生存環境，這無疑有利於培育大國心態，有利於下一步中國更好地走向真正的大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