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開放以來，伴隨著中國快速崛起的進程，各種議論聲也不絕於耳，其中，既有肯定“中國模式”的讚揚聲，也有一輪又一輪驅之不去的“中國威脅論”。
“中國威脅論”一定程度上惡化了中國的發展環境，但同時也成為刺激中國發展的動力。面對“中國威脅論”日益成為一些國家慣用政治手段的現狀，我們應該淡定從容、主動作為，採取多種方法應對它。
“中國威脅論”經歷了三個發展階段
其實，“中國威脅論”的説法由來已久，總的來看，它經歷了以下三個發展階段。
第一階段，19世紀中期至20世紀中期。這一時期，西方列強基於殖民主義和帝國主義的需要，開始了最早的“中國威脅論”宣揚。
“中國威脅論”根源於19世紀西方文化帝國主義，是殖民主義和帝國主義的産物。當時，已完成工業革命的英美等國家，在資本逐利的驅使下開始瘋狂海外殖民，與此同時製造出“西優東劣”的觀念為殖民行為辯護。
在此過程中，基於13世紀蒙古人西進歐洲以來形成的“黃禍”歷史記憶，有關中國具有一種東方式的“威脅”和“內在的殘暴性”，是西方表述中國眾多主題中頗為顯著的一條。
“黃禍”威脅的緣由五花八門，他們或擔心中國的強大和綜合國力的增強，或恐懼中國人可能的“種族仇恨”，或憂慮中國人可能的“覺醒”，或擔心中國對西方商業上的可能衝擊等等。對來自中國“黃禍”的恐懼，成為19世紀末20世紀初整個西方世界的一種普遍現象。
第二階段：20世紀中期至90年代。這一階段，中華民族歷經百年抗爭，最終在中國共産黨的領導下，推翻了殖民主義、帝國主義的外部壓迫，贏得了民族解放與獨立並建立起社會主義制度，西方世界基於意識形態方面的考慮，大肆宣揚“中國威脅論”。
當時，以美國為首的西方陣營從冷戰需要出發，極端仇視紅色政權，對新生政權全力封堵包圍。朝鮮戰爭爆發後幾個月，中國人民志願軍參戰，並與“聯合國軍”展開殊死較量。西方世界再次炒作“中國威脅論”，大談中國軍事威脅，並認為中國革命勝利會在東南亞引發多米諾牌效應。這一時期，西方世界對紅色中國進行了瘋狂的“妖魔化”宣傳，中國被歪曲為大多數西方人心中的“專制、好戰的紅色惡魔”。
第三階段：冷戰結束後至今。這一階段，中國在改革開放的偉大歷程中，經受住了世界社會主義陣營解體的巨大衝擊，並走向發展崛起的道路，在此過程中與外部世界産生了矛盾衝突，西方及周邊相關國家基於利益因素，掀起新一輪“中國威脅論”。
進入20世紀90年代，隨著蘇東劇變、世界社會主義陣營解體，持續近半個世紀的冷戰結束。中國在1978年開始改革開放，此後經濟高速發展，政治影響力大大上升，軍事力量持續增強。面臨中國力量不斷上升的趨勢，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和一些中國周邊國家，不斷宣揚“中國威脅論”。
與此相呼應，西方學者發佈相關理論，從文明、意識形態等角度進一步論證“中國威脅論”。其中，影響最大的當數美國政治學家亨廷頓的“文明衝突論”，認為文明衝突是未來世界和平的最大威脅，伊斯蘭文明和儒家文明可能對西方文明提出挑戰並引發戰爭。
另一重要理論就是“民主和平論”，認為民主國家之間更不容易發生戰爭，而中國之類的“專制”國家則制度性地蘊含著更多的戰爭可能性。這一期間，美、日等國報刊先後發表了多篇“中國威脅論”的文章，如《正在覺醒的巨龍：亞洲真正的威脅來自中國》、《即將到來的美中衝突》、《鼠年》、《紅龍躍起》、《美國太平洋海洋統治遭遇中國挑戰》、《論中國這個潛在的威脅》等，大肆渲染“中國威脅論”。
與前兩輪“中國威脅論”相比，新一輪“中國威脅論”表現出多元複雜的特徵。就其宣揚主體而言，既包括西方國家，又包括周邊相關國家。就其實質內容而言，既包括“軍事威脅論”、“意識形態威脅論”，又包括“經濟威脅論”、“文明威脅論”、“生態威脅論”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