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紐約時報》1月8日文章，原題：歐洲可以向中國學什麼 表面看，中國給人的印像是高度集權、鐵板一塊，城市大多一個模樣、單調雷同。而歐洲城市儘管面臨全球化衝擊，卻能保持獨特性。但從內裏看，中國與歐洲有更多相似性。實際上在經濟領域，與其説中國有一個全能的中央政府統一發號施令，不如説它是由多個半自治城市組成的鬆散聯盟。
中國經濟充滿活力，一個重要原因是大城市間的競爭，它們之間的明爭暗鬥不亞於歐洲各國間的競爭，只不過被千篇一律的外觀所掩蓋。目前，中國城市爭奪優勢的比拼已趨於白熱化，它們通過各種優惠措施吸引國內外投資者。這促成有史以來最快的城市“經濟奇跡”。
但“奇跡”也産生了消極後果：巨大的貧富差距，尤其是城鄉差距。
近10年來，中國中央政府已允許各城市嘗試不同辦法解決城鄉貧富差距。最受關注的試驗是“重慶模式”。該市人口3300萬，但實際有2300萬人屬農村戶口。目前已有800多萬農民遷居城市地區，今後10年每年會有100萬農民進城。重慶的應對措施是發起龐大的住房項目，政府提供補貼，目標是最終容納該市30%至40%人口。
重慶模式可謂風生水起，但也有其他不同途徑。四川最大城市成都人口1400萬，其中一半在農村。成都沒有鼓勵向城市大規模移民，而是把重點放在改善周邊農村上。當地政府將30%資源投入農村，增加農民收入，令其享受到城市教育、文化和醫療福利。過去10年來，能做到經濟高速增長又減少城鄉差距的中國大城市，唯有成都一個。
成都的成功，推動力在於自下而上的協商和參與，且有一套清晰方案。重慶取得類似成果靠的則是國家權力和數百萬人遷移。若成都的“溫和”模式被證明在縮減貧富差距方面更有效，將成為其他地方的榜樣，就像深圳為市場改革樹立榜樣一樣。最終決定什麼可行、不可行的將是中央政府。這並非壞事，這會鼓勵不同的地方模式和內部競爭。歐洲領導人對此應留意，中央政府不僅有權懲罰“失敗者”，就像歐洲在希臘問題上所做的，還有權獎勵為其他地方樹立好榜樣的“優勝者”。(作者丹尼爾 貝爾，汪析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