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些日子，國際金融領域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麻煩不斷，圍繞新總裁的爭奪牽動美歐和新興市場國家。歐洲力推的候選人法國財長拉加德30日起出訪多個新興市場國家尋求支援。不過這次新總裁爭奪只是表面現象，深層次的問題明眼人都很清楚，以IMF、世界銀行、世界貿易組織為首的戰後國際經濟組織體系，已到了非改不可的時候了。
國際經濟組織要變，是因其單一的意識形態不能適應世界發展道路多樣性的現實。國際經濟組織在戰後發達工業化國家經濟秩序重建中功不可沒，但其內嵌的針對發展中國家的經濟自由主義意識形態卻廣受批評，效果也遍受質疑。此種意識形態在政治上隱含地為推廣西方式民主和自由價值觀念服務，在經濟上則直接以條件性貸款迫使發展中國家和轉型國家執行私有化、金融自由化、放鬆管制等措施，由此導致三大國際經濟組織在發展中國家工作陷入誤區。一些國家如巴西、阿根廷、俄羅斯等，對來自IMF的貸款視為燙手山芋，避之不及。而世界銀行的一些項目被民主先導而不是民生先導的發展模式所支配，並沒有真正落實到為當地謀發展謀民生上。20世紀80年代以來，以中國為首的全球新一輪發展浪潮突破了過去單一的西方發展模式，它們與國際經濟組織合作不為其意識形態所支配，走符合國情、自主發展、對外開放的道路，為發展道路的多樣化提供了新經驗。所以，國際經濟組織改革需要轉變觀念，以更包容和開放的態度，肯定、接受和鼓勵發展道路多樣化的經驗和現實。
國際經濟組織要變，還因其既有的治理結構不能反映新的全球經濟政治平衡發展的願望和需求。具體表現在：新興市場國家承擔的國際責任與其享受的權利之間存在不平衡，新興國家在國際經濟組織中的影響力與其代表權之間存在不平衡，少數國家缺乏節制的行為(例如國際本位貨幣國家)與國際經濟組織問責機制的缺失之間存在不平衡等。平等、問責、節制、包容、相互評估等原則和程式，需要更多地貫徹到國際經濟組織治理結構改革上。
國際經濟組織要變，更因其需要有危機意識，圖變求存。當前國際體系處於二戰結束以來最為深刻的轉型期，老的國際制度與新國際力量之間的磨合和摩擦在增加。新興國際制度迅速發展，雖不至於迅速挑戰和取代舊國際制度，但如果既有的國際經濟制度不思改革，其在未來被體系外的新興國際制度所代替，或者在一段時間相互並行發展和競爭，並非沒有可能。這次金融危機以來，G20就搶了IMF不少風頭，走到危機處理的前臺；新近出現的金磚國家合作機製成為南南合作中的獨特風景；在貿易領域，世貿組織多哈回合談判步履維艱，目前各種雙邊套多邊、多邊套雙邊的自由貿易協定卻日漸增加。上述這些傳統體系外的新興制度正在蓬勃發展，已經對既有的國際經濟組織改革形成了一定的倒逼效應。
當前國際經濟組織處於敏感的變革和調整期。將既有國際經濟組織推倒重來的激進做法不太可能；既有國際經濟組織在改革上出現集體不行動，顯然會錯過機會。既有國際制度的改制和新興國際制度的建制齊頭並進，走雙軌增量的漸進道路，最終確立更為公正、有序、包容的國際經濟制度，並將不合理的國際經濟制度邊緣化，這條道路符合和平、發展、合作的國際關係大潮流。(蘇長和 上海外國語大學國際關係與外交事務研究院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