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新“內閣”除了標榜“行動內閣”外，吳敦義強調要推動“庶民經濟”，就是要從臺灣人民生活中的直接感受處理經濟議題。美國《世界日報》21日社論指出，從表像看，“庶民經濟”應不外乎物價和就業兩項問題，也是基本方向；但這種方向感誰都知道，而在如何把握方向，既要掌握經濟因素，更要看到非經濟因素的一面，要讓人民有幸福感。
社論認為，物價和就業所以重要者，不僅是現實，更在心理因素。是以物價和就業是一回事，但如何緩解人民的生活痛苦又是一回事。吳敦義想到的是如何有效降低人民的生活痛苦指數，老百姓對生活壓力的判斷依據不是“國民生産毛額”，而是從股價、餐廳與娛樂場所生意、航空貨運業務，甚至在高速公路上賓士的貨櫃車數量，因為這些更貼近人民生活。
既然吳敦義想到庶民會從生活中感受經濟景氣或是蕭條，吳敦義可以和庶民共呼吸、共思維，但可否和庶民共患難，進而如何創造庶民生活面的幸福感呢？有無具體提升庶民幸福感的對策和作法，這一步要怎麼走出來呢？這不是請“經建會”或哪個單位另起爐灶，再弄出一個庶民經濟的指標，從指標的變化訂出經濟決策。就算臺當局都能準確掌握這些指標，也都可以提出對策來，但庶民感覺如何使之更有幸福感，可以排除被剝削或是貧窮的感受，這才是執政能力的展現。
以初入社會的年輕人的平均收入言，要努力多少年才可能有能力買上一棟房子安置家庭，這就是庶民經濟首先要面對的難題。努力30年，如果還停留在無殼蝸牛的階段，試問從20歲到50歲的人生能有什麼精彩處，結了婚也是貧賤夫妻百事哀。房事不解決，都會區就不可能沒有貧民窟，試問庶民經濟有了指標可以預警一切經濟現象，于庶民的生活提升又有何直接受用處，若是負面警訊的持續告知，對小股民們不是每天更擔驚受怕？幸福感又從何而來？
在可以預見的未來，不僅臺灣，居高不下的失業率，特別是高學歷高失業更明顯，這會是全球性的問題，也會是一個常態，政府再努力創造就業人口也不可能解決高科技和自動化帶來的就業衝擊。社會越發達，科技越發達，越節能省碳，也預告人力需求越少，不僅勞務需求會大幅降低，連腦力需求也會降低，工資只會長期看跌。是以高失業率該如何對待就不是單憑創造工作機會可以緩解的，而在政府社福政策的調整。
面對未來，更可以預見物價和消費能力會出現新的扭曲，那就是兩極化發展的心理感受，即貧者無立錐之地，富者田連阡陌。極少數有能力者不在乎物價攀高；大多數遭邊緣化的低收入者，就算物價再便宜也很難消費得起。這種負面反差當然是由多數庶民來承受。臺當局發消費券可以讓多數民眾享有短時的愉快，産業可以有短時的景氣刺激；政策性的提高就業率，創造工作機會，目前看來最多就是提供一年的緩沖和過渡。若整體結構不變，這些政策作為都只能發揮短期作用。當然也可以想像這些政策訴求並不能提供幸福感。
社論指出，M型社會若是一條不歸路，這就註定多數庶民的不快樂和不幸福。更嚴重的還在人口結構的扭曲，臺灣遲早會進入老人社會，若再加上少子化的負面影響，可以想見那會是一個重大的社會議題，更何況有些現象已經衝擊到內需産業和社會福利的各個層面，緊縮和蕭條的感覺應是庶民最深切的感受。
只要有競爭就有成與敗，這個社會就避不開兩極分化，就避不開貧富，以庶民感受為主體考慮的經濟決策，就不宜單純地甚至盲目地追求以單項産業為訴求的競爭力，或是以如何擺脫金融風暴為最高考慮，而該考慮到如何才能有效拉近貧富差距，至少要能拉近貧富之間的心理距離，這就不能倚仗純理性的財經決策所為，而在非經濟因素，特別是尋求社會分配的公平正義要能從民間感受中得以彰顯，讓社經決策的流程更具透明度，提高民間特別是社區參與公共決策。
民無信不立，讓庶民對當局的決策和具體作為有信心、有親切感，就是這條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