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傑出的畫家徐悲鴻先生作品無數，其中最受公眾讚譽的題材之一就是他畫的馬。他畫筆下的那些馬不僅生動似破紙而出，而且奔騰中還仿佛踏出了時代風雷。新中國第一屆全國政協在北京召開之際，應邀出席的徐先生在他的一幅奔馬圖上寫下過這樣的文字：“山河百戰歸民主，踏平崎嶇大道平。”有人問悲鴻先生，中國人現在最需要解決的問題是什麼？答曰：民主和民生。
徐先生的回答雖十分簡單，但蘊含卻十分深刻。他和他那一代正直的中國知識分子大概永遠都不會忘記，在國共內戰時期，全國各大中城市的民眾示威遊行打出最多的抗議標語就是“反饑餓、反迫害”。顯然，“反饑餓”就是求民生，“反迫害”就是求民主。可見求民生與求民主是一種相互依存不可分割的關係。從新中國成立初始直至今日，為了人民大眾去謀求、追求、尋求民生民主之道，都是中國各級政治協商會議和人民代表大會得以存在和必須存在的根本原因，也是中國“兩會”永遠不變並要永遠為之奮鬥的偉大目標！
這幾天，在鋪天蓋地的兩會新聞報道中，筆者聽到了這樣一種似是而非的議論，即認為出席會議的代表委員應該把更多注意力集中到宏觀的大事上，應該更為注重那些關乎大局、關乎發展戰略的方針政策上來，而不要僅僅在自己熟悉的一些民生小事上搞提案、寫建議、下功夫。其言外之意無非是説，民生之“小事”與全國兩會這一參政議政的“民主盛會”有點不搭界。為此，我以為有必要向出席兩會的代表委員、特別是報道兩會的媒體記者們重申，民主與民生是一對共生體，具有不可分割的緊密聯繫。
毛澤東早在50多年前就説過，民主是方法，也是目的。儘管他本人晚年在國家的民主法治建設上有諸多失誤，言與行也未必一致，但筆者以為，他對民主身兼“方法”與“目的”二重性的論點確實言簡意賅，十分準確。
説民主是方法，其實就是在説民主具有工具性，是一種管道，一種途徑。只有通過真正的民主，掌握真實的民意，才可能制定符合生産力水準的政策，也才能更好、更快、更有實效地改善公眾的生産和生存狀況，實現百姓生活的富裕與安康。中國改革開放以來在農村實現的“聯産承包責任制”，在企業中推行的物質獎勵制度，以及在沿海地區特別是在深圳、廈門實行的特殊政策，無一不是尊重民意、實行民主決策的結果。而正是伴隨著這一系列以改善民生為宗旨的民主決策進程的推進，才有了今天中國公眾在收入水準和物質生活上的極大變化。相反，凡是無視和踐踏人民民主權利之時，中國人的生活狀況就會急劇惡化。“大躍進”之後的“三年困難時期”和“文革”十年的經濟匱乏，在中國普通公眾心中都是不堪回首的貧困噩夢，當然也是民主法治被嚴重破壞的夢魘。因此，完全可以説，只有對民生的訴求予以高度重視的民主才是真正的民主，只有以民生為內容的民主才是有根基的民主。那麼，將中國公眾時下最為關注的環境問題、交通安全問題、食品安全問題、就業問題、農民工問題、城鎮化問題、貪腐問題、收入分配問題、政府採購亂象問題、留守兒童教育問題、商業欺詐問題、房價問題、浪費問題……統統“端”上兩會，難道不是理所當然的民主話題嗎？這究竟是不顧全局宏觀、不顧社會穩定的斤斤計較，還是民主議政的應有之意、代表委員的應盡之責呢？
民主的內涵，除了有上面所説的可以傳遞民意、反映民生狀況的工具性之外，還有著自己的獨立性，其表現就是它還是社會進步和公眾追求的一個目標，即所謂“民主也是目的”之本質。換句話説，民主本身就是在公民社會中每一位公民應該享有的生活狀態。説得更明確一點就是，民主是在國家法律保障和框架內的居住自由、擇業自由、信仰自由和言論自由，這難道不是一種生活狀況，不是一種更高層次的民生嗎？思維性，是人與生俱來的本能；社會性，是人的基本屬性。民主之所以又可以被看做是一種民生，就是因為它是維護人的思維本能與社會屬性的必備前提。當人類步入資訊化、網路化時代，並且與資訊化、網路化生活不可分割的時候，知情權、監督權與民眾的生活還能分開嗎？這樣的民生狀態不是只有更加廣泛的民主才會得以保證嗎？所以，我們必須對民主有一種全新的認識，筆者也相信，這種全新的理念一定會給今年中國的“兩會”帶來更為強勁的民主之風！
年年歲歲花相似，歲歲年年人不同。期待對中國未來具有決定意義的第十二屆兩會能在民主與民生交融的歷史舞臺上，演奏出不同凡響的樂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