計程車司機不係安全帶，要登報寫檢查；營運過程中抽煙，要寫檢查；滯站攬客，也要寫檢查；座套臟了被查處，同樣要寫檢查；企業對國家統計法規學習不夠，未按時年審統計登記證，要登報寫檢查；對貴陽市勞動監察保護條例學習不夠，未按時參加年審，還是要寫檢查……貴陽某晚報每隔一兩天就會刊登相近內容的檢查或道歉信。9月11日，貴陽市有關方面表示，今後計程車違法將不採取這種方式。（見9月12日《北京青年報》）
該如何評價登報檢查這種做法？首先，這種特殊的處罰手段，殺傷力很強：一方面，報紙是公共媒體，登報檢查意味著將自己的歉意呈現在公眾面前，讓自己違法違規的事實成為公開的資訊；另一方面，登報檢查需要支付一定的費用，在一個小地方，600元的“廣告費”也足以讓很多違法違規者感到“肉疼”。所以，可以確定的是，這樣的處罰方式將會讓很多被處罰者産生悔意。畢竟在現實生活中，不在乎錢也不在乎個人榮譽的人是少數。
其次，這種特殊的處罰手段，會讓很多人受益。作出處罰的部門可以受益，他們的執法內容得到了豐富；刊登道歉的媒體可以受益，他們的版面賣出了一個好價錢，他們有了一個穩定的而且不會討價還價的“廣告客戶”。公眾似乎也可以受益，知情權得到了最大的保證。當然，被處罰者也可以受益，因為他們多了一個自我反思的機會。
但是，這個特殊的處罰手段也存在硬傷，沒有法律的授權。法律在規範社會生活的同時，又在保護著個體的權利。對於公民個體而言，法無禁止的東西皆可行；而對於對執法者而言，法無授權則不可行，如果法律沒有賦予相應的執法權，沒有規定相應的處罰內容，則執法者不能自由添加，不能隨意發揮，執法需要的是規範、是剛性。
這是一個基本的原則問題，是執法過程中必須遵守的底線。因為，如果沒有這兩個堅持，則公眾的權利就可能受到損害，權利與權力之間的平衡就無法得到保證。比如，法律沒有禁止的東西，執法者卻不允許去做，則人們的行為將受到更多制約，人們的個體空間將受到擠壓。如果法律沒有授權的東西，執法者卻冒失地去做了，則公眾又可能遭受到額外的處罰，他們的正當權益也可能受到損害。
一個帶有嘗試的登報檢查之所以引起公眾的爭議，是因為公眾擔心，法無授權的處罰可以隨意作出，就會突破法治的底線。一旦這樣的底線被突破，人們就有理由擔心，其他的法無授權的做法是否會出臺，影響更大、更壞的結果會不會産生？很多時候，邊界一旦模糊，什麼問題就都有可能發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