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學期開始，多地小學和幼兒園購買的新校車上牌難。據廈門教育局制定的《關於中小學幼兒園校車安全工程的實施意見》要求，校車安全工程需要12個政府部門的共同努力。而國務院制定的《校車安全管理條例》已在4月公佈施行，但多地尚未制定實施細則。（9月6日《中國青年報》）
新校車有了，卻因難以上牌而成為擺設，使得校方只能租車作為替代。一邊是新車閒置，一邊又花錢租車，且安全系數還不能提高，一個牌照三重損失，這不僅讓校方無以承受，更讓公眾無法理解。
強化校車安全已成共識，這由無數鮮血和生命作為代價，才促進了自上而下的工作推動與落實。校車安全無小事，拖一刻就多一分危險，多用一天新校車，早執行一天新標準，學生的安全就有了更可靠的保障，流血的慘劇才會更少一些。這既是社會的期待、家長的願望、學生的需要，也是落實政府承諾，體現政府責任的現實要求。
國務院制定的《校車安全管理條例》已在4月5日公佈施行，其目的就是為了“加強校車安全管理，保障乘坐校車學生的人身安全”，但上牌的流程複雜、涉及的部門多，沒有具體的操作細則，又使得上牌變得遙不可及。按説，校車安全如此急迫，新校車上路又如此重要，何以新條例出臺後，各地卻行動遲緩呈現出相反的態勢呢？其中原因耐人尋味。
校車上牌本不是什麼難事，程式上也完全可以更簡潔，關鍵是要有一個責任主體。以廈門為例，校車安全工程需要12個政府部門的共同努力，問題恰恰就出在這“九龍治水”上——表面看，誰都應負責，卻又沒有誰來主動承擔這個責任，以至於讓校車善策遲遲不能著地。這種情況，在食品安全上同樣存在，儘管《食品安全法》已經出臺數年，但大多數地方食品安全細則卻遲遲未見蹤跡，以至於諸多種類的食品監管依然成為盲區，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在於，由於所涉部門過多形成責任扯皮，誰牽頭意味著誰可能承擔更多的責任，所以無人主動站出來有所作為。
有利益的事情搶著幹，有責任的事情讓著辦，於是就出現了截然相反的兩種態勢，在行政許可權、收費權上，關聯的部門都會相互爭執，而涉及公共安全或社會管理，又都默不作聲，利益角力與責任推脫，以截然相反的形式錶現出來。因此不難理解，儘管校車安全形勢嚴峻，儘管很早就有了校車難上牌的事實，儘管有了開學的現實需求，甚至還有了教育部門的通知催促，卻依然沒有改變執行環節的“溫吞水”，這樣的反差暴露的恰是公共責任的缺失。公共責任何時才能跟民生訴求以及公共利益合拍，拷問著公共權力的價值取向，以及公共責任的執行能力。架空政策善意，消弭的是政府公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