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6日晚，在“新聞1+1”節目中，白岩松為我們解讀了23日發生在哈爾濱醫科大學第一附屬醫院的醫生遇害（一死三傷）事件，以及該事件引發的社會反響。看完節目，思緒雜亂。
一、關於“醫患糾紛”
事件本身的是非對錯，行兇者的兇殘，受害者的無辜，幾乎是無須辨析的。困難的是厘清該事件與“醫患糾紛”的關係，因此，白岩松稱“這不是什麼醫患糾紛”。但是，白岩松又説，“如果我們把醫生當成敵人的話……”這個假設，把人群分成兩個部分，一個是“我們”，一部分是“醫生”，這不就是關於“醫患矛盾”的思維嗎？而3月24日中國醫師協會以“人神共憤，慘無人道”為題發表了聲明，要求嚴懲兇手；同時還要求政府職能部門切實履行職責，保護醫務人員的合法權益，希望社會聽到這種呼聲——這也是對“醫患矛盾”的思考和呼籲。如果是一個單純的刑事案件，按規定走法律程式就可以了。
是否可以這樣理解，即使該事件的性質不是“醫患糾紛”，但它很難擺脫“醫患糾紛”這個背景。醫患關係，仍然是一個繞不過去的難題。
二、關於“高興”
騰訊網對此事件做了一個調查，共有6161人次投票。在4個選項中，選擇“憤怒”、“難過”和“同情”的，分別只有879、410和258人次，而選擇“高興”的高達4018人次，佔到了全部投票人次的65%。
對這樣的慘劇，竟然會設置“高興”的選項！該項調查的策劃者太冷血了。但是，有65%的人選擇“高興”，似乎證明策劃者有“先見之明”。這4018人，都是一樣的“高興”嗎？他們之間，難道沒有任何區別嗎？有的人，會不會是自認為是醫患矛盾的受害者，借此發泄情緒？有的人，可能與此事沒有什麼可以類比的利害關係，也可能會選擇“高興”——估計他不會設身處地想一想，他的“高興”，對受害者及其親友，乃至整個社會，是一種什麼樣的傷害；很可能他不知道自己在説什麼。就像我們在馬路上遇到堵車、擁擠時常會聽到有人説“怎麼不來一個地震”——他以為自己跟“地震”是無關的，就如同某些“高興者”不會去想自己的“高興”會影響他人對社會的觀感、判斷，進而影響他人的行為，而他人的行為最終有可能影響到“高興者”自己的生存。
魯迅曾説：“造化生人,已經非常巧妙，使一個人不會感到別人的肉體上的痛苦了，我們的聖人和聖人之徒卻又補了造化之缺，並且使人們不再會感到別人的精神上的痛苦。”現在似乎還可以加一句：造化已經完滿到讓人看不到自身所受的威脅，而且在不自知中自殘。
三、關於“仇恨”
白岩松用“仇恨”一詞來指稱某種情緒，而我更傾向於用“敵意”一詞。因得知李某某患有肺結核，考慮到治療強直性脊柱炎會對肺部造成影響，哈一醫醫生建議李先治好肺結核病，再來治療強直性脊柱炎。李某某認為醫生不給他看病，隨即心生不滿——僅僅是因為“不滿”，李某就去商店買了水果刀，回到醫院行兇，而且一死三傷4位醫生，都沒有與李某接觸過，都不是當初給他看病的醫生。
稍加辨析，可以看到兩點，一是李某的敵意“燃點”很低，“不滿”立即上升為“敵視”，情緒很快變成行為；二是敵視的“泛化”，將特定的某人引起的不滿，轉移到其他既無辜也無關的人頭上，心理上全無障礙，變成了一個完全受敵意控制的魔鬼。
雖然目前還無法獲知李某以前的經歷，但不難發現，李某心理狀態和行為模式，並不為李某一人所獨有。在馬加爵案、藥家鑫案等諸多極端或不太極端的案件中，人們都讀出了“戾氣”，暴戾之氣，必以他人為敵。所謂“敵人”，即利益關係截然對立，“不共戴天”者也。由此觀之，“高興”，是不是也是一種“戾氣”、敵意呢？
因了四千余人次的“高興”，白岩松自問：“我們是不是也有可能成為兇手當中的一員呢？”這是因為，這種敵意很可能蟄伏于很多人內心深處，只是我們自己意識不到罷了。如果敵意的惡性發作愈來愈普遍，其他個體心中的敵意的“燃點”也會隨之降低，這時候，個人的自省、自控就顯得尤為重要。當然，對社會管理者來説，應當儘快調整社會管理理念和方法，包括調整利益分配，以緩解、化解敵意。遏制此類惡性事件，頭盔、盾牌、防割手套、強光手電、催淚噴霧劑、防刺背心等“硬體”，有多少治標的作用就值得懷疑，治本更加不可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