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以解憂？惟有改革！
令人欣慰的是，從兩會的論政議題看，“深化改革”已經成為自上而下、自代表委員到平民百姓的基本共識，都把進一步深化改革作為討論每一個社會問題的前提。比如，總理在《政府工作報告》中無數次談到改革，承諾“以更大決心推進經濟體制政治體制改革”、“任期最後一年將以更大勇氣改革”，朱永新代表痛心疾首地談教育改革，李肇星稱今年將對國企改革進行“專題詢問”。政協委員遲福林對改革的看法引起很多人的共鳴，他説：如今已經到了蛋糕怎麼分直接影響到蛋糕能不能做大的時候了。
雖然人人都説改革，但每個人對改革的理解可能都不一樣。比如國企領導嘴中的“國企改革”，跟輿論期待的“國企改革”，所指肯定是不同的。這樣的分歧，反映了當下社會對改革的認知：每個人都意識到必須進一步深化改革，可具體落實到改革的實踐行動時，就會爭得不可開交。對改什麼、怎麼改、選擇怎樣一種路徑和模式、達到怎樣一個改革目標、誰來主導改革，每一個問題都充滿著爭論，每走一步都會遇到無數的質疑。
不要把這些爭論聲看成干擾改革、阻礙改革、破壞和諧的雜音，這是一種落後的穩定與和諧觀。改革，本就應該在交鋒和爭論中尋找共識；改革，本就是一個在博弈中平衡各方利益的過程，沒有誰有“我在改革，其他人請閉嘴”的特權，沒有誰可以以改革的名義拒絕公議眾議。沒有一種絕對正確的改革觀點和絕對完美的改革方案。改革涉及每個人的利益，每個人的利益都要得到尊重——所以，爭議無法避免。國資委前主任李榮融接受採訪時為國企鳴不平，抱怨“光罵不能解決壟斷問題”——這話不錯，可不能將所有對國企壟斷的批評都簡化為一種“罵”，那不只是罵，而是對當下國企改革的不滿。
過去很多時候，面對爭論，我們選擇的或是擱置爭議求同存異，或是遇到爭議很大的問題就繞著走，忌憚爭論，回避衝突。這種擱置爭議的改革思維，在改革初期是對的，為了減少改革的阻力，具有合理性和正當性。但隨著改革的深化，深層次的問題與矛盾已經無法掩飾，爭議已經無法擱置。如果繼續擱置和回避，日積月累的矛盾、沉沒的聲音、被壓制的訴求，可能蘊藏著巨大的社會危機。以往發生的諸多群體性事件，已經以昂貴的代價證明了這個常識。
爭議無法擱置，交鋒中才能求得改革共識。期待這種對諸領域的改革爭議與交鋒，能在兩會的議政場景中得到充分的體現。兩會議政廳上，不能是一團和氣一片讚歌，不能為了營造一種團結的氛圍而把矛盾掩蓋起來。改革的爭論，首先應該表現在代表委員之間。兩會的議政廳上越多的交鋒，越濃的硝煙，社會也就會有越多的改革共識。公眾如果能通過自己的代表在“兩會”這種規範、安全、合法的制度途徑暢通地表達自己的權利訴求時，他們就會越少地選擇在街頭通過群體性暴力表達意願。
兩會越多交鋒，街頭越少暴力。既然對改革的爭議無法擱置和回避，那就讓其以最小的代價在制度框架中表達出來。比如袁隆平委員呼籲國家把補貼石油的錢用來補貼農民，享受石油補貼的“兩桶油”肯定不能接受，那可以辯起來；有政協委員炮轟間接稅比重過高易引發稅負痛苦，稅務部門可能也不認同，為什麼不去辯論？
不爭論，無共識；無共識，難改革——期待一個充滿辯論硝煙的兩會，在交鋒中尋求改革共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