廣州“限牌令”于6月30日21時突襲，打了毫無準備的公眾一個措手不及，從而引發強烈爭議。7月16日，廣州市常務副市長陳如桂在“廣州新型城市化道路中的交通建設”第二場市政府領導新聞發佈會上，將這種沒有事先徵求市民意見的突襲，解釋為是為了防止市民搶購、集中上牌，從而影響社會穩定和公平，也影響政策實施效果。
陳如桂副市長進而指出：“這個限牌政策試行一年，我們可以用一年的時間去發動群眾參與討論，再出臺將來的交通管理政策。”
我們自然可以將陳如桂副市長的這些解釋，視之為政府和政策的良苦用心。但千解釋萬溝通，卻終究繞不過去這樣一個事實：即便是試行，“限牌令”也已經在實施，其對市民的影響已經形成；“限牌令”的突然襲擊，成功阻止了搶購和集中上牌，保證了政策的實施效果，卻深刻地激發了公眾的輿論反彈，使得人們對政府採取政策突襲這種施政方式，産生深深的不滿。
無須諱言，如此的政策突襲，對政府的公信力和政策的良善意向，都是一種難以彌合的傷害。
鋻於城市有限的承載力，汽車限牌似乎也有一定的合理之處。但必須明確的在於，一個影響面巨大的政策的推行，哪怕是試行，也應當且必須要事先徵求公眾的意見。這不僅是政策得以順利實施的要求，也是行政規則以及政治文明的要求。
就政策的制定和推行者來説，一項政策的出臺，自然希望能夠順利實施下去，不僅儘量降低政策的推行成本，也使得對於社會可能的衝擊，能夠降到最小。就此而言，陳如桂副市長對於廣州汽車“限牌令”為何突襲的解釋，也並不是全無道理。但陳如桂副市長卻肯定沒有搞清楚，應該如何理解政策的推行成本，以及如何推行，才能真正地維護社會穩定和公平。
任何政策出臺，都有不可避免的成本。向人們解釋政策的初衷，為了公眾能夠接受政策而展開辯論，從而使得政策出臺和施行有可能曠日長久，是政策的成本；不顧及公眾感受而用行政強力直接乾脆地推行政策，也是政策的成本。本質問題在於：如何去理解這樣不同的成本。
廣州的“限牌令”結合了上海、北京的做法，顯示了盡可能擇善而從的善意；限牌令先“試行”一年，也顯示了讓政策軟著陸的善意。但如此眾多的善意，卻無法掩飾本質上依然是在依靠行政強權推行政策的本意。坦率地説，廣州限牌令的突襲，就是以一種既成事實來坐實政策，以一種行政的“花招”、“手腕”或者説“技巧”，來讓公眾認可現實。即便“試行”一年之後政策有所微調，展示了“問政於民”，政策也不會出現根本的修改。
“試行”是廣州“限牌令”最容易軟化反對意見的高招，你難以從根本上否認這不是一種“問政於民”。但是，“突襲”的推行方式卻真切地表明，它的確不是真正的問政於民。所謂啞巴吃黃連有苦説不出，黃連已經吃下，政策已經在推行，再大的意見，也只能寄望所謂的“微調”。試問，這是“問政於民”嗎？這是群眾去民主，政府去集中。
尤為要者，廣州的“試行”，為用行政強權推行有可能引發公眾反彈的政策，開了一個後果難料的先例。在“試行”就是“問政於民”的旗號下，重大政策要徵集民意完全是可有可無。政府如果的確心存善意，“試行”將取得“試行”的效果，否則，“試行”不過就是行政強權的遮羞布。（徐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