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紅基會下屬“仁愛基金”被曝向陜西大型國企和地級市老幹部局捐贈上萬輛劣質自行車。4月26日，中國紅基會回應稱，主持這次捐贈的仁愛基金志願者時進龍曾是他們聘任的志願者辦公室主任，是“到期的臨時工”。(4月27日《華商報》)
面對一起漏洞百齣、醜態百出的劣質捐贈事件，一句“到期臨時工”便成了紅基會的堂皇“回應”，真是“不回應還好，越回應越讓人惱火”。無疑，相比劣質捐贈事件本身，這一所謂的“回應”同樣也是劣質的，並且社會效果更為惡劣。
很明顯，這樣的惡劣回應，並沒有向公眾真正澄清有關劣質捐贈的事實。比如，“騎兩下就爆胎”的劣質自行車，何以堂而皇之地成為捐贈品？自行車出廠價只值140元卻宣稱700元，巨大的差價裝進了誰的口袋？所有這一切，又怎麼可能只是一個“到期的臨時工”就能獨自完成的？
更為重要的是，在拿“到期臨時工”説事的回應之中，面對劣質捐贈事件，紅基會方面並未流露出多少歉疚、反省之情，相反，卻極盡能事地去“敷衍塞責”、“文過飾非”。
慈善是一種建立在良心和真誠基礎上的事業，這種良心和真誠，既依賴於每一個具體的慈善民眾，也依賴於高度社會化的慈善組織，它既是盡心捐贈奉獻的良心和真誠，也是盡力珍惜善待每一份捐贈奉獻的良心和真誠。
從“紅十字會與郭美美無關”到“時進龍是到期臨時工”，從頻發的劣質捐贈醜聞再到不斷重復上演的劣質回應，我們想大聲質問一句：眼下中國的慈善事業，還能禁得起多少這樣的傷害，而作為慈善組織的紅會自身，還能禁得起多少這樣的透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