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從2011年傳出在國際控煙履約排名中，中國名列倒數第N（有關方面不好意思説出序數）的消息後，官方對此恥辱似乎並不在乎。近來，媒體又接連爆出“煙草學者”當選院士和“煙草科技”參加評獎的醜聞。看來，在中國，雖然“以人為本”這個詞語早已讓人耳熟能詳，但在實踐中，“人本主義”還是抵擋不住與GDP和財政稅收以及一長串利益鏈休戚相關的“錢本主義”。
當然，在中國的政府部門中，也有一些知恥而後勇者。與此相關的兩個最新的新聞事件是：其一，衛生部副部長公開叫板：“工程院應就煙草學者當選院士明確表態”；其二，衛生部部長毅然表態：“將逐步把戒煙諮詢和藥物納入基本醫保。”衛生部的控煙攻勢，引起了輿論的反響。“煙草院士”一案，工程院保持著網上盛傳的“理科男”的秉性，不予理睬＋我行我素；“醫保戒煙”一案，則受到一部分人（想必大多是“非煙民”）的質疑，擔心醫保＋拒絕支援。
據媒體報道：中國是世界上最大的煙草生産、消費和受害國，煙民達2.7億之多。有研究表明：中國每年死於與煙草相關疾病的有100萬人；如果控煙不成功，這個數字到2020年將增加到200萬人。在今後50年中，將有1億人死於與煙草相關疾病。
如果從這些統計數字出發，將戒煙作為對與煙草相關疾病的預防措施，可能是有道理的。就像有關領導所説：雖説幫助煙民以藥物戒煙，一個療程需要3000多元；但要為肺癌病人治病，一個療程可能就需要幾萬元了。
同時，有關領導號召國人同情煙民。煙民也確實值得同情。有個國際通行的冷笑話：“戒煙是世界上最容易的事，我一年就戒了365次”。目前中國相當多的煙民，是在青春叛逆期時吸上的，他們常常把吸煙當作“成熟”乃至“成人”的象徵。但是，一旦吸煙上癮便終身受制，難以擺脫。如果有藥物確實能夠幫助煙民從對煙草的依賴中自拔，應該説還是好事。同時，也可以使煙民周圍的人免受被動吸煙之苦。
但是，用醫保的經費來幫助戒煙是否妥當？有時確實應該考慮的。這樣説：基於以下幾點理由：
一是醫療保險的資金是參保者共同籌集來看病的，預防疾病的資金似乎不應該從醫保基金中開支，而應該從公共衛生或疾病控制的專項經費中開支。
二是中國的城市職工基本醫療保險制度有一個特殊的中國國情，就是這項制度是在政府不做“第三個確保”的前提下建立的。這意味著城市職工醫保中，政府並沒有投入。所以用這筆基金來作預防，似乎于情于理于法都有不相契合之處。説這些，主要想指出，不要隨意搬用“國際經驗”。
三是一個人終其一生只能死一次，煙民也是一樣。即使通過藥物幫助戒了煙，也不能保證其不得肺癌，更不能保障其不得其他癌症或其他可能致死的病症。所以，戒煙成功不等於就不花這筆實際上此生必定要花的“最後一次”醫療費。
四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在醫療保障制度覆蓋全民後，面對2.7億煙民的醫保戒煙是否意味著一個莫大的“商機”？就算所有的人都一次就能戒除，那麼2.7億人以每人3000元計算，總共需要8100億元。人保部的統計數字告訴我們：2010年，全年城鎮基本醫療保險基金（應該是包括城鎮職工和城鎮居民）總收入是4309億元，支出3538億元。
當然，我們還是應該肯定和鼓勵衛生部門堅決控煙的決心，但相關的政策是否能夠這樣設計：藥物戒煙，可以由煙民和政府共同負擔。治療費用中，由煙民自己支付三分之二——即使只算經濟賬，這筆費用相比戒煙後省下的買煙錢其實是小巫、大巫的差別，而且戒得越早越划算；政府從公共衛生開支中補貼三分之一—中國煙民多，與政府控煙不力相關，所以政府必須盡到應盡的社會責任，再説對國際社會及已經承諾履約責任也是一個交代。
以上的政策設計還要與控煙結合起來，首先要使中國的煙民不再增加。然後作一個計劃（或者叫“工程”也行），分期分批地幫助煙民藥物戒煙。譬如用10年時間，將中國的煙民減少70%，也就是減少1.9億人，每年1900萬。以每人補貼1000元計算，每年190億。
最終，這樣的政策措施可能會導致煙草稅收銳減。但其中的一部分“損失”，可以轉移到最頑固的煙民頭上；另一部分“損失”，則可以從煙民身體狀況改善而少花的日常醫療費用（這與上述“最後一次醫藥費”不是一個概念）中得到補償；要是仍有差距，那就算中國政府對國家、對人民以及對全世界作了貢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