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到年底的時候，就會有兩個社會問題按時到來。一個是春運，另一個就是農民工討薪。
央視《新聞1+1》播出了《依法討薪，為什麼還這麼難》的節目。在節目中透露說，根據一份《中國農民工維權成本調查報告》，為了索要不足1000塊錢的工資，完成所有的法定程序，農民工維權要直接支付至少920元的各種花費。
注意的話，你會發現《刑法修正案(八)》已經將惡意欠薪界定為犯罪行為。
但是在遭遇惡意欠薪的時候，很多農民工首選的依然不會是法律武器，而是“社會性討薪”，被欠薪的農民工希望以這種方式來獲得媒體和社會的關注；但是在媒體和社會的關注門檻越來越高的時候，類似的討薪方式也越來越“劍走偏鋒”，今年在深圳甚至出現了裸體討薪這樣的事情。
成本高，而且比較麻煩，中國老百姓的普遍心理是不願意惹上官司，走法律程序是他們到了最後才不得不採用的方法。與為了索要1000元的欠薪，要支付至少920元的各種花費形成鮮明對照的是，惡意欠薪方即使是輸了官司，除了被判支付欠薪之外，似乎並沒有其他什麼大的損失。利益大，處罰成本小，甚至沒有什麼處罰成本，讓許多惡意欠薪者舒舒服服地“做老賴”。現行的法律對惡意拖欠者形不成一種足夠強大的心理威懾。
在法律上，惡意欠薪雖然已經入刑，但是還沒有相關的專門司法解釋，所以有很多欠薪者，專鑽這個法律的空子。有些欠薪案件雖然走了法律程序，但是法院開庭一年多了，判決也下不來。即使判決下來了，欠薪方一句沒錢，也會遭遇到執行難的問題。
在農民工討薪問題上，這些年我們做了許多事情。但是這些事情很大程度上還是停留在一種“修修補補”的階段，缺少一種完整性、制度性和體制性。也正是這種缺失，才讓農民工討薪成了一個每到年底就定時爆發的社會性痼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