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州一市民溺水，該市冬泳協會成立的民間公益組織——水上義務搜救隊隊員到場施救，遭到鄭東新區巡防隊員的阻止，要求出示“打撈許可證”，否則不能下水。最終，溺水者死亡。經調查，鄭州並不存在“打撈許可證”。鄭東新區稱，巡防隊無法核實搜救隊員身份和判斷打撈能力，本著對他們生命安全負責予以阻止，同時否認要求出示打撈證(8月8日《京華時報》)。
公益性組織對溺水者施救被阻止，巡防隊員不僅未下水施救而且阻攔市民下水——這樣一則關乎人命的新聞，再附屬上見義勇為被遏止的道義與非道義，註定會引發如潮的口水淹沒掉巡防隊的回應。加之行政許可氾濫成災，一眾巡防隊員口出大言創造了一個“打撈許可證”，更會讓洶洶的輿論火上澆油，引來口誅筆伐一片。
但是，翻看河南當地報紙更詳盡的報道，事件原貌是:負責溺水救援的消防部門從事發當天中午到下午4點30分左右，在事發地點尋找打撈溺水者，義務搜救隊隊員于當日15時許趕到現場，其時消防官兵並未停止救援。巡防隊對此的解釋是:如果真是救溺水者，屬於緊急情況，搜救隊自然可以下水救人，而如果打撈的話，因為運河內禁止游泳，最好由消防部門的專業人員進行。
這種背景，幾乎可以把公眾熊熊的怒火澆滅一半。站在生命安全的角度看，現如今畢竟不是“英雄少年”賴寧的時代，不能高揚著集體主義和公共責任的大旗，去鼓勵沒有救助能力的人，“不顧個人安危”挺身冒險。當然，水上義務搜救隊隊員也並無不當，他們強烈要求義務打撈溺水者，其人道精神或者是見義勇為的精神，在現今的社會語境下，是極為珍貴的。
如果拋開那張糾纏不清的“打撈許可證”不談，巡防隊和搜救隊之間的糾紛，最終可以歸結為官民隔膜。具有審視價值的事實是，鄭州水上搜救隊自2005年成立，此後不但義務打撈過溺水者，也救過溺水者。這樣一個民間公益性組織，應該被當地有關部門所聽聞或者知曉，但是，從新聞報道以及雙方的糾紛來看，事發現場的鄭東新區有關領導以及巡防隊，對這個屢次救人或打撈的民間組織，幾乎一無所知，而且，並沒有當場向其他有關部門核實的興趣。
一方是行政命令冷酷的有關部門，拒絕民間參與救助的熱情;一方是民間公益組織救人不捨己的道義擔當，二者就這樣隔膜著。換句話説，事發現場代表有關行政部門的人員，與民間熱情是一種抵制的關係，而非合作的態度。這種情況下，或有或無的“打撈許可證”不過是一個導火索。所以，真正需要反思的，是怎樣增強官民之間的互信與互動，共同推動社會的道義熱情，共克災難或者減少人間悲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