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二院護士郭俊梅因不滿獎金分配而陳情，醫院請醫師假扮工會領導和她談話，並將談話內容寫入病歷，將她診斷為偏執性精神病。郭俊梅維權勝訴，但法院判診斷醫師無責，法官希望郭俊梅“不要得理不饒人”。（5月10日 《南方都市報》）
“陳情=精神病”，這個荒誕的等式，不久前曾在徐武身上演繹，掀起輿論場裏的譁然大波，而今又成為郭俊梅的生活劫難。“被精神病”的複製，令人唏噓之餘，更添幾分心酸。
“徐武事件”中，“飛越瘋人院”、跨省追捕等元素，讓它極具轟動效應，堪被載入法治史冊。強權肆無忌憚，權利弱不禁風，法治殘缺成“透風的墻”，都繪製出正義消泯的灰色圖像，讓人深感風霜凜冽，脊骨發涼。企業強權之手的亂伸，與權利申訴之艱“交相輝映”，投射出權利屏障的孱弱，法治文明的黯淡。
郭俊梅的遭遇，儘管少了些波折、苦難、悲情，可權利被侵的底色卻如出一轍。她因切身利益受損，而尋求工會救濟，以期權利救濟。誰曾料，陳情非但沒能轉化為維權成果，還淪為“被精神病”的依據。醫院自行做主，給郭俊梅筐上了“精神病”的帽子。“人刀俎，我魚肉”的情勢對比，在醫院的利益主宰下，直接演變成她的個體悲劇。
幸而，郭俊梅少了被拘禁之災，她的奮力維權，借助法治途徑，終於有了讓人欣慰的“回音”，勝訴就像是強效的漂白劑，蕩滌了“污名化”的穢跡。醫院利用“精神病”之名的隱性打擊，也只能止于“敗訴”。可個人的“脫險”，並沒折現為正義陽光的高照：診斷醫師竟逍遙法外，無需擔責；對院方的懲罰，絲毫沒有；連法官都搬出“知足常樂”的哲學，勸誡郭俊梅見好就收，仿佛“維權到底”就是得寸見尺式的惡行。
討來名譽，“病帽”難摘，郭俊梅的維權“成功”註定要打上折扣。她贏得名譽權，只是源於醫院強行診斷的程式草率；至於“精神病患者”的鑒定結果，則揮之不去。而一旦被收治，她也就成了法律上的無行為能力人，基本權利都瀕臨失去的風險。“被精神病”儼如殺人不見血的利刃，隨時能切割自主權、表達權等。
癥結所在，仍在於裁量標準的“獨家性”、第三方監督的缺失。在精神病鑒定上，醫師説法成了精神病有無的決定性憑據，哪怕鑒定的隨意性、傾向性再強，哪怕“病人”看起來再正常，只要醫師鑒定合乎程式，診斷結果就不容置疑。醫師的“一言堂”，在問責薄弱、制衡欠缺的催化下，尤為可怕，極易淪為利益教唆下的“幫兇”。
而第三方監督的缺位，則讓“無病辯護”成了幻想，亂安“病帽”氾濫成災。正如精神病領域的資深律師黃雪濤説的，設立由精神病專家和公眾參與的多元化委員會，組成第三方的評估力量，才能逐漸消弭醫學裁量和公眾判斷的錯位，及時糾偏，維權人權。有了不受私利掣肘的監督者，精神病鑒定才會回歸科學、謹嚴。
消弭“被精神病”之痛，鑒定尺度和制度化救濟的“補漏”，必不可少。醫師再隨性妄為，在“限權”和“加大問責砝碼”兩重緊箍咒下，也會小心翼翼；而密不透風的監督，也會防範權力濫用，在公民權利淪陷時，或許是權利救贖的那根救命稻草。
法治文明，容不下權利被蠶食的悲愴。只有拿“獨家裁量”開刀，“被精神病”才會被掃進歷史的垃圾堆。（佘宗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