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開放以來，不管是“深圳速度”，還是“昆山現象”，這些地方的快速崛起，依靠的就是優惠的政策、靈活的機制、配套的服務營造了一個低交易成本的環境，為經濟發展和企業成長提供了一個自由的空間，從而匯集了人才、資金、技術、資源等方面的優勢。浙江過去經濟發展的成功，一個重要的原因也在這裡。當前，由於國際國內各種因素的影響，我省外部經濟環境異常複雜，經濟增長面臨較大壓力，面臨“宏觀複雜、微觀困難”相交織的局面，雖然經濟運作總體良好，但外貿出口困難、工業下行趨勢明顯、中小企業經營困難加劇，保持我省經濟平穩增長、加快轉型升級任務十分繁重。浙江原先存在的發展優勢逐漸喪失，企業的發展受到一定影響，迫切需要營造良好的企業發展環境，打造浙江發展新優勢。
當前經濟發展過程中遇到的困難，提供了一種難得的倒逼機制，客觀上為我省進一步解放思想、改善發展環境提供了難得的機遇。我們要通過宣傳引導，進一步把全省人民的思想認識統一到中央精神和省委工作上來，把營造良好環境、助推企業發展真正落到實處，推動全省各地在改革創新、下放權力、優化服務、改善環境上不斷取得新的突破和成效。在當前網際網路深度介入新聞事件，對企業發展環境影響越來越大的情況下，更加迫切地需要主流媒體以自身的權威聲音，堅守責任，正本清源，報道真相。企業發展中存在問題和矛盾糾紛，這是經濟交往過程中客觀存在的現象，新聞媒體要正確認識，把好導向。要實事求是地報道真相，而不是捕風捉影、扭曲事實；要從愛護企業、幫助企業解決困難的角度進行報道，而不是吹毛求疵、放大問題；要堅守社會責任，有利於社會經濟發展，而不是為蠅頭小利所左右，放棄了報道事實真相的職業底線，給企業造成不可挽回的損失。
改善企業發展環境是一項刻不容緩的工作，也是一項長期任務，複雜的系統工程，涉及政治、經濟、社會的各個方面、多個環節，政策性、政治性都很強。企業作為社會的一個細胞，其經營業績的好壞，甚至生死存亡都深受宏觀經濟形勢的影響，尤其在經濟大環境不好的時候，企業對宏觀經濟形勢的變化會更加敏感，也更加需要對宏觀經濟形勢的準確判斷和深刻分析。美國思科公司總裁錢伯斯曾經斷言：“新經濟時代的競爭已不是大魚吃小魚，而是快魚吃慢魚。”這句話生動地説明瞭資訊時代環境下，資訊對企業的極端重要性。在新經濟時代，企業之間的競爭更為激烈，只有那些反應迅捷、行事果斷的企業才能先人一步、搶佔先機，掌握市場競爭的主動權。新聞媒體要充分發揮自身在掌握資訊方面的優勢，加強對經濟形勢的分析和報道。既要客觀分析當前國際國內形勢，準確反映我省經濟運作基本面，引導人們增強對我省經濟發展的信心，又要科學把握當前經濟發展的趨勢，及時分析市場供需關係的變化，解讀國家的宏觀經濟政策，特別是與企業經營活動息息相關的産業政策、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為企業的經營活動提供決策參考，把握有利條件和積極因素。
企業是經濟發展的主體，新聞工作服務企業發展，要充分發揮自身優勢，做好新聞宣傳報道，營造良好輿論氛圍。要加強對先進企業和企業家典型的宣傳。既要大力宣傳全省各地企業抓住市場機遇、堅持品質品牌、創新經營模式、實現轉型升級的成功經驗；也要充分展現新時代浙商面對困境、臨危不懼，執著堅毅、艱苦創業的精神力量；更要充分宣傳那些在困難面前仍然關心員工生活、心繫困難群眾、熱心公益事業的優秀企業和浙商代表，充分傳遞信心、給人啟迪、鼓舞士氣，激勵企業經營者振奮精神、共謀發展。
要注意做好突發事件和熱點輿論引導，避免出現社會輿論的“偏激共振”。在突發事件和熱點輿論傳播中經常會出現一種“偏激共振”現象，局部問題放大成全局的，可控的小問題傳播成致命的、不可控的。“碘鹽防輻射”掀起的食鹽搶購風波、“山西地震”導致的成千上萬市民露宿街頭、“超級病毒”引發的抗生素憂慮等等，都反映了輿論傳播中存在的“偏激共振”現象。一家企業一旦陷入這種“偏激共振”之中，那造成的損失是不可想像的。
比如前段時間媒體對食品添加劑的報道，造成了食品添加劑恐慌，給整個食品行業帶來了巨大的打擊。吳曉波著的《大敗局》一書中，列舉了10個曾經紅極一時的大企業失敗的案例。其中幾乎每一個曾經是優秀的企業在臨死前的臨門一腳都是媒體踢的。其中最著名的案例為三株口服液，這個當年紅遍全國，創造了巨大就業崗位和社會效益的企業，在發生消費糾紛時，由於媒體的偏激報道而遭遇了滅頂之災。
因此，新聞媒體對涉及企業的突發事件和熱點報道要格外謹慎，要時刻銘記自身的社會責任，發揮好“穩壓功能”。要傳播事實真相，而不是誇張炒作；彰顯建設性報道，而不是片面揭醜曝光；倡導社會互信，而不是放大恐慌情緒；引導社會輿論，而不是迎合偏激觀點。在報道事實真相、滿足受眾知情權的基礎上，要審慎衡量報道的社會效果，把握正確的輿論導向，為企業提供一個走出困境、健康發展的外部輿論環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