單從數目字來看，8%與7.5%之間不過是0.5個百分點的差別；但溫家寶總理昨天在政府工作報告中提出今年國內生産總值預期目標為7.5%，媒體皆以“8年來首次低於8%”為焦點廣為報道和議論，無不證明這0.5個百分點之別舉足輕重。
歷史學家黃仁宇曾將中國未能早于西方實現現代化歸咎於缺乏“數目字管理”，即政府的各項制度和設計傾向於“概念先行”，社會管理缺少統計數據和技術支援。證諸今時今日，我們的“數目字管理”確是大有長進，甚至有演變為“數目字崇拜”之勢。當“金融海嘯”來襲，不少官員和媒體皆以“保八”為口號，似乎7.9%就是功敗垂成，將“保八”神聖化，從而陷入集體迷思。
破除這種集體迷思殊非易事。其實，早在去年的政府工作報告中，溫家寶總理就提出：“今後五年，我國經濟增長預期目標是在明顯提高品質和效益的基礎上年均增長7%。”到今年提出減速度、提品質、求效益的7.5%應合乎邏輯順理成章。從經濟發展歷史來看，一個經濟體在經歷高速增長的“起飛”階段後，隨著經濟總量的增加和經濟結構的調整，勢必進入減速及平穩發展的階段，這是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日本在上世紀六七十年代的高速增長後出現減速，政府陷入“高速迷思”，想方設法“提速”，錯過了調整經濟結構的最佳時機，為後來的泡沫膨脹和破滅以及長期停滯埋下了巨大隱患。
保持一定的增長速度當然重要，因為經濟不“失速”，才有可能保證就業和消費。有學者認定8%是一個臨界點，低於8%就是衰退；那只能説明在現有的增長方式和經濟結構下，只能維持高速才不會“車毀人亡”。好萊塢經典大片《生死時速》描述一名退休警官在公共汽車上裝置炸彈——汽車時速超過50英里後，一減速就會引起爆炸。如果認定8%就是中國經濟的“生死時速”，那麼顯而易見的政策藥方就是：只要有減速跡象，央行就要大手投放貨幣、銀行就要大手批出貸款、財政就要大手投資基建、政府就要大手干預市場……只要陷入“保八迷思”，什麼調整經濟結構，什麼轉變經濟增長方式，都可以拋到九霄雲外。
因此，只看到中國經濟的“生死時速”而陷入“高速迷思”是片面而膚淺的。當下中國經濟的癥結不在於速度，而在於品質和效益；不在於是否存在“生死時速”，而在於能否超越“生死時速”——不調整經濟結構、不轉變經濟增長方式，“生死時速”就會繼續存在，宏觀經濟政策最多只能延緩而最終無法阻止“車毀人亡”的結局。
在今年的政府工作報告中，溫家寶總理著重説明：國內生産總值增長目標略微調低，主要是要與“十二五”規劃目標逐步銜接，引導各方面把工作著力點放到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切實提高經濟發展品質和效益上來，以利於實現更長時期、更高水準、更好品質的發展。
調結構、轉方式早已成為老生常談，一提再提是因為調得很艱難、轉得也很艱難。難就難在要改革現有體制，如財稅、金融體制；難就難在要調整利益格局，如改革官員考核體系；難就難在要改變錯誤觀念，如“保八”的集體迷思。改革非易事，苦戰能過關。但願從7.5%為起點，擯除“數目字崇拜”，我們的經濟議題不再聚焦于“生死時速”，而是如何切實改革體制，解決體制性結構性矛盾，緩解發展不平衡、不協調、不可持續的問題，從而不斷釋放經濟持續增長的能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