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地紛紛出臺“好人法”，用法律托底，就是一種積極救贖，值得點讚。激勵善行，僅以“好人法”兜底還不夠。在法律難以獨力支撐的空間，需要更多激勵措施。

　　近些年來，做了好事卻陷入麻煩的事時有發生，社會公信力頻頻受損。“好人法”作為以法律助推道德建設的一種創新，在廣州、杭州、北京等地業已實施，並取得一定成效，相當于給公眾注入一劑“強心針”。但處于起步階段的“好人法”還存在一些亟待完善的方面。

　　“長沙乘客突發心臟病，公交司機送醫謝絕萬元酬勞”“廈門一名男子公交車上突發癲癇，司機闖紅燈為救人”是12月20日媒體披露的兩起熱心公交司機見義勇為的新聞，在冬日里散播著滿滿正能量。相對而言，“見死不救”“救人被訛”“好人吃虧”絕對是小概率事件。偶爾一起事件就被炒得沸沸揚揚，無視主流、以偏概全，放大這種負面情緒，最終加劇社會見義勇為焦慮，慢慢侵蝕公眾道德底線。甚至出現，肇事者扮演見義勇為者，利用逆反心理與慣性思維，將受害者逼到“道德牆角”，最後由公安機關介入調查，“劇情”才出現大反轉。

　　法律是最低限度的道德，各地紛紛出臺“好人法”，用法律托底，就是一種積極救贖，值得點讚。縱觀廣州、杭州、北京、上海、深圳等地出臺的“好人法”，表述各異，主旨如一：最大限度保護好人與善行。如《杭州市文明行為促進條例》規定：被救助人主張其損害是由救助人造成的，應當依法承擔舉證責任，沒有證據或者證據不足以證明其主張的，依法由被救助人承擔不利後果。利用法律規范，保護見義勇為、助人為樂之善行，免除好人後顧之憂，亦是國外司法實踐通則。雖然，“好人法”的利用率並不高，較少出現法律實踐個案，但專項立法對凝聚社會共識、激勵見義勇為無疑大有裨益。

　　保護好人、激勵善行，僅以“好人法”兜底還不夠。在法律難以獨力支撐的空間，需要更多激勵措施。譬如經濟保障，確保“青年救人成植物人，無錢救治”“大學生抓小偷受傷住院，陷入欠費停藥窘境”“女子見義勇為落下殘疾，等錢治療”等“英雄流血又流淚”的事件不再發生。我省于2013年實施《廣東省見義勇為人員獎勵和保障條例》，在全國首創對見義勇為行為額外發放一次性100萬元的高額撫恤獎金。新條例出臺，解除了見義勇為者的後顧之憂，喚醒了社會對見義勇為的認同。那些尚未推出獎勵和保障措施的，下一步要補上經濟保障短板，作為“好人法”配套措施；已出臺規定的，要將制度坐實，進一步降低申請難度，提升保障力度。

　　再如救人技術。上海在不久前推出“好人法”雛形，《上海市急救醫療服務條例》草案。頗受爭議的是，免責范圍劃定為“培訓取得合格證書、具備急救技能的公民”，公眾擔心出現“沒有證書也熱心救人的市民卻步”現象。不論上海“好人法”如何定型，將救人技能納入立法視野無疑是細心的體現。見義勇為不僅需要膽識，有時還要知識、技能，否則有可能好心辦壞事，比如隨意搬動頸椎或脊椎損傷的傷者。尷尬現實是，別說普通公民缺乏急救技能，面對突發情況束手無策，有時第一時間到場的警車也未必配備急救設備和人員。“好人法”表現在這里，就是做好人的方法，進來亦要重視。

　　又如見死不救入罪。一些國家將見死不救入罪，如意大利刑法規定，對見死不救者處以最高1年的有期徒刑或一定的罰款。見死不救入罪，暫時不合地宜、時宜，未來是否也可以考慮？多角度、多層次、多手段介入，與“好人法”一道，假以時日、慢慢養成，見義勇為將成為一種公序良俗。（練洪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