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某的遭遇也再次提醒普通公眾，我們很可能無法逃脫權力濫用之下的恐懼——使公民被納入警方視野的，或許僅僅因為我公民和嫌犯同名，或許只是因為公民同嫌犯之間存在某種非常偶然的巧合。

　　大連小夥李某這兩天在微信朋友圈火了。他向杭州媒體抱怨，每次出差住酒店當地的屬地派出所就會來找他，將他帶走，原因是他與一販毒者同名。以至于媒體報道後，杭州警方信誓旦旦稱，沒搞錯，李某就是個“毒販”，李某因此被媒體冠以“影帝”之名。昨天，大連警方又還了李某的清白，李某被錯錄的個人信息終被警方刪除，整起事件可謂一波三折。

　　成為被警方錯誤“關照”的對象，李某不是第一個。這幕荒誕劇實則暴露出一些地方司法的尷尬，比如，有些基層民警責任心不強，基層警方糾錯機制滯後而低效，以及被基層警方違法執法侵害的公民面臨維權困境等等。李某信息被大連警方錯錄，他之前就找過大連警方處理，大連警方也承認弄錯，但一直拖著不處理。這次杭州警方同樣擺了個烏龍，可謂一錯再錯。

　　而李某的遭遇也再次提醒普通公眾，我們很可能無法逃脫權力濫用之下的恐懼——使公民被納入警方視野的，或許僅僅因為我公民和嫌犯同名，或許只是因為公民同嫌犯之間存在某種非常偶然的巧合。而當事者能夠抗辯警方錯誤“關照”的辦法，在現實中好像不多。如果你要抗辯“憑什麼抓我？”得到的回應可能是，“你自己做過什麼你自己知道”。諸如“老實交代”之類的首次訊問，實則建立在強調懲罰犯罪甚于保障人權的“職權主義訴訟模式”之下。長期以來，國內司法界對西學東漸中的“被告人中心主義”有著諸多不解。

　　這在我們這個千百年來一直念叨著“人性本善”的國度來說，著實難以理解。不少國人都有這樣的想法：我一輩子老老實實做法律之下的順民，我管它什麼“惡人的權利”！但，所謂天降橫禍。有時，災難並不取決于你惹不惹它，而是它來不來找你，比如李某的不幸遭遇。而這樣的不幸本來可以輕易地借助于制度來避免。

　　之所以要從被追訴人出發，去保障這“惡人的權利”，其中的道理就在于：我們生活在一個國家，總無法控制自己不成為嫌疑人甚至被告人，如果沒有對“被打擊者”的保護，怎麼能夠讓清白者脫罪，讓有冤者昭雪？當然，李某現已經恢復了清白之身，他被大連警方“誤錄”的信息也已被刪除。

　　但又要看到，這樣的結果是媒體深度介入，輿情持續發酵的結果。如果沒有這一幕三折，李某還能得到一句“道歉”嗎？答案是：不敢樂觀。實際上，李某的“開房等警察來抓”已經持續了一年多。以至于一年多來，他已養成習慣，每到一地，一入住酒店後就在客房里等警察來。如果說之前李某的信息是被誤錄，在李某三番五次證明了自己不是警方要抓的嫌犯之後，警方理當改正自己的錯誤。可是一年多愣是沒改過來。該改不改，令公民的人身安全和精神狀態長期處于不穩定的焦慮之中，這已不能叫懶政，而應叫“瀆職”了。

　　對于此類事情，不應隨著個案的解決而終結，接下來應當嚴肅責任追究。這事雖然是小概率事件，但是，因為低級失誤的發生，則可能令每一個公民都面臨類似的窘境。也正是因為，這可能是每一個人都可能遭遇到的，所以，這就不是小事一樁。個別警員工作中出現紕漏在所難免，關鍵是解決這些錯誤的機制要便捷、便民，不要讓民眾為個別警員的工作失誤而承擔額外的代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