及時對人數眾多、比重甚高的“非戶籍人口”補上更有效的公共服務，將他們從管理“盲”區轉移到服務“明”區，既是防患于未然的明智之舉，也是順應時代與人心的德政工程。

　　上週末的一則消息引發公眾高度關注——23日，省公安廳有關負責人表示，廣東將全面調整城市戶口遷移政策，一是進一步放寬直系親屬投靠條件；二是全面放寬本科以上學歷畢業生入戶；三是全面放寬中小城市（城鎮）落戶政策。一系列改革步子令人振奮，對於以千萬計的“新廣東人”可謂重大利好。

　　當然，對中國的戶籍改革持續關注的人也不難發現，這一系列具體舉措，更多意義上仍屬國家層面有關政策在廣東的“落地”。2012年初，國務院辦公廳便已發佈《關於積極穩妥推進戶籍管理制度改革的通知》，其中如“只要在設區的市（不含直轄市、副省級市和其他大城市）有合法穩定職業滿三年並有合法穩定住所（含租賃）同時按照國家規定參加社會保險達到一定年限的人員，本人及其共同居住生活的配偶、未婚子女、父母，可以在當地申請登記常住戶口”等規定，早已成為全國性大幅度戶籍改革的先兆。廣東作為外來人口大省，在改革的牽涉面上更為複雜，難度也可想而知，而值得欣慰的是，此次透露出的改革計劃步子邁得很“給力”。

　　中國發展到今天，戶籍改革早該觸及硬骨頭了。首先，這是以人為本發展趨勢的聲聲呼喚。二元割裂的城鄉關係，一個最直接的表現就是戶籍的僵化與不平等。其曾經的功過得失，討論久矣，無需贅述。但毫無疑問，時至今日這種僵化與割裂，已然與時代發展嚴重脫節，也對經濟發展形成反作用力。新型城鎮化唯有實現人的城鎮化，彌合城鄉差距、提升人在城中的歸屬感和幸福度，方能論及其他。從2002年元旦起新制發的廣東省居民戶口簿和常住人口登記表中不再加注戶口性質，到2013年廣東將非戶籍人口子女納入義務教育範圍……廣東作為外來人口大省、經濟強省、改革先行區，一路探索而來，戶籍改革破冰頻頻。

　　其次，這是社會治理能力轉型的時代要求。從最初“盲流”歧視的艱難破除，到收容遣送制度的終結，再到“暫住證”向“居住證”的過渡，直至中小城市戶籍的全面放開，我們能看到一條社會治理觀念與手段漸次進步的清晰軌跡。改革大潮所必然導致的人口大遷徙，必然對原有的陳舊戶籍管理模式形成巨大衝擊，正所謂“不管城市管理者承認或不承認，外來人口就在那裏，不多不少”。因此，及時對這部分人數眾多、比重甚高的“非戶籍人口”補上更有效的公共服務與管理，將他們從管理“盲”區轉移到服務“明”區，既是防患于未然的明智之舉，也是順應時代與人心的德政工程。當然，大規模的“市民化”也會對城市財政與服務能力帶來新的挑戰，如何應對，還需未雨綢繆。

　　與此同時，這也是沿海地區繼續吸引“孔雀東南飛”的現實需求。一方面，內需驅動凸顯重要性，城鎮化將成為未來中國經濟新的發動機，區域發展頗不均衡的廣東，亦迫切需要借此契機迎來發展新局面。另一方面，廣東等沿海地區人力資源的“結構性短缺”，近年來隨著中西部大開發、多個國家級城市群的陸續起飛，顯得更為突出。川渝鄂等曾經重要的勞動力輸出地，勞動力就地轉化能力大幅提升，離土不離鄉的就業形態吸引越來越多農民就近就業；與此相對應，則是沿海經濟發達地區“勞動力紅利”的悄然減弱，人口潮汐正面臨“用工荒”等退潮先兆。這種改革開放三十多年來從未如此大規模出現的勞動力結構性短缺，是一種倒逼，亦是一次機遇，若應對得力，將有望成為沿海地區勞動力結構的漸進式整合與升級的歷史契機。逐步打破僵化戶籍制度這一早已不合時宜的人為桎梏，營造有利於人力資源暢通流入的良好軟環境，尚為時不晚。

　　人是最寶貴的財富。歷史地看，面對國民，不管是從本體論或實用主義的角度，現代意義之“城市”都應該拆掉無形的戶籍“城”墻，還之以“市”場的流動與開放。（徐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