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溫州新國光小區的住戶集資26萬元，安裝了遠端定向強聲擴音設備，俗稱“高音炮”，用於壓制廣場舞噪音。環保部門監測：“高音炮”音響分貝接近100，遠高於廣場舞音響分貝。“高音炮”壓制了廣場舞分貝，但招致其他人群的不滿。“以噪制噪”戰術，顯然不能終結而只能激化圍繞廣場舞的衝突；“以噪制噪”是對抗，對抗不可能達成“廣場和諧”，和諧的廣場生活，需要的是妥協精神，共用精神；對抗雙方需要一個共識：要找到最大“公約數”，以這個“公約數”作為行為準則，才能結束對抗，走向“共和”。

　　無論是廣場舞還是高音炮，其特徵都是高分貝的噪音佔領整個廣場，把“安靜”驅逐出每立方釐米的空間。噪音和“安靜”，本質的區別在於，噪音是排他的，是有攻擊性的，有我無你。一方使用噪音，不用的一方受害，雙方使用噪音，兩敗俱傷。而“安靜”沒有攻擊性，不排他，互不干擾，你活我也活，雙贏，都贏，沒有輸家。“安靜”是妥協的、共用的。不會有人向一個在公園一角安靜讀書的人提抗議，説你太安靜了，影響到我了。安靜是一種自由，一種不打擾他人、不剝奪他人自由的自由。噪音也是一種“自由”，是一種只能我自由，你不該有自由的“自由”。廣場舞和高音炮，都是排他性的自由。

　　一般情況下，人們的日常生活大多在三種空間裏度過，一是單位，二是家中，三是公共場所。除去購物、看病、下館子，老年人去得最多的地方是公園和廣場。三種空間，其實是三種人際關係。相比之下，人們更習慣或善於在單位和家裏與他人相處，而不善於在公園和廣場生活。單位裏有一整套明文規矩，每個人被安置在各自的等級裏，不管你心裏是否願意，是否服氣，行動上只有服從的份；在家裏，都是自己人，和睦也好，衝突也罷，關起門來別人管不著（鬧出人命除外）；在公園和廣場，人和人沒有上下級關係，誰也管不著誰，沒有強制性的規矩來規範人與人的關係，自由得很。也不像家人之間有血緣關係，會互諒互讓。

　　從被管束的地方來到充分自由的地方，往往不知道如何享用自由。我們缺乏在“廣場”上和諧相處的傳統，即公共生活中互相妥協、共用的精神。我們沒有培養起這樣的傳統來。改革開放前的文革10年，全國人民忙於一波接一波的政治運動，一定程度上形成了“鬥爭哲學”的意識。改革開放後，國家生活以發展經濟為主，“經濟”二字一度佔領了整個社會空間，既沒有時間，也缺乏這個意識，培育公共空間，培育公共精神。經濟發展了，城市硬體越來越洋氣了，廣場建得越來越多了，但沒有相應的“廣場精神”，當不同人群的利益發生矛盾時，就習慣性地撿起了“鬥爭哲學”，不同的只是，賴經濟發展之功，鬥爭的器械與時俱進了。於是，廣場是開放的，可供自由進出的，但人的內心是不自由的；沒有自由的人把廣場變成了“戰場”。

　　如果新國光小區的高音炮一聲炮響，能提醒我們知道自己缺少什麼，開始學習妥協與共用，開始培育“廣場精神”，一起來尋找“最大公約數”，這26萬元花得很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