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東平度帳篷縱火案有了初步結果。包括村委會主任、工地承建商在內的7名嫌犯已被當地公安機關刑拘。儘管許多細節諸如縱火的原因、徵地的程式、補償款的到位情況，還有待進一步調查，但一死三傷的慘痛現實，足以令人深思。

　　回看這起事件中的許多元素，讓人似曾相識。一方面是農民堅稱土地徵收過程中有明顯的不公正和不合理；一方面是基層政府不斷重申徵地的合法性和程式的正當性；一方面是涉事農民情緒激憤要死守土地；一方面是開發商心急火燎想強行突進。最終，問題鬧大、矛盾激化，甚至像平度事件這樣，付出慘痛的生命代價。這樣的結果，在強調以人為本、建設法治中國的今天，是無論如何都不能允許出現的。

　　徵地問題、補償問題為什麼常常成為“火藥桶”？基層的現實較為複雜。徵地拆遷過程中，不能説所有的補償訴求都合理合法，也不能説沒有個別當事人漫天要價的情況存在，但許多時候，在土地糾紛等各類衝突中，一些基層政府沒能盡力維護群眾利益，是其中的關鍵。換句話説，往往是因為程式存在瑕疵、或是群眾利益受損，才會在徵地過程中出現問題、産生矛盾，成為事件升級的“導火索”。

　　應當承認，伴隨著工業化、城鎮化的推進，徵地拆遷不可避免，土地作為資源要素的重要價值日益凸顯，導致圍繞土地的矛盾之爭日益複雜。與此同時，基層工作千頭萬緒，發展要求壓力山大，基層幹部的工作殊為不易，但無論問題如何複雜、任務如何繁重，都不能忘了發展的目的是什麼，都不能不顧群眾的“權”與“利”。如果漠視群眾訴求，公開環節走過場，決策環節變黑箱，甚至以權謀私與民爭利，社會的和諧穩定如何能夠保證？

　　維權是維穩的基礎，維穩的實質是維權。這些年來，中央一直這樣強調。從政府文件到法律法規，都要求徵地的決定與程式必須具有合法性，徵地過程中必須落實資訊公開的要求，確保群眾的知情權、參與權、表達權、監督權。然而，在一些土地徵收糾紛中，基層在維群眾之權方面未能盡到應有責任，甚至存在官商勾結的“強徵利益鏈”。群眾的維權之路又比較艱難——就像此次平度村民，就土地徵收的合法性問題多次反映，並用搬進帳篷這樣的極端方式表達訴求，如果當地能認真傾聽、公正評判、果斷解決，何至於小事拖大、矛盾升級，傷及村民生命？

　　“權利”是徵地過程中的核心問題，徹底解決徵地糾紛，也應從保障權利上突圍。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提出，要“縮小徵地範圍，規範徵地程式，完善對被徵地農民合理、規範、多元保障機制”，“建立兼顧國家、集體、個人的土地增值收益分配機制，合理提高個人收益”。這些要求的指向十分明確，徵地拆遷需要“合理提高個人收益”，讓農民在城鎮化過程中受益。這應是各級政府在處理土地徵收拆遷中必須牢記的底線思維。這樣的改革全面推開、完全落地，必能大大減少土地徵收糾紛，避免極端衝突。

　　平度事件的處理，不能只是對縱火者繩之以法，更應直面案件背後的土地問題。從維護群眾利益出發，對責任各方徹底問責追究，舉一反三，深層施治，類似的土地風波才不會重演。(陸 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