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媒體報道，多地下調GDP增速目標：越往基層下調幅度越大。從“北京16區縣有12個區縣主動調低了GDP增長指標，有的降幅達到2個百分點，”到“河北省2014年GDP增速目標是8%，比上一年的9%下降1個百分點，而唐山市2014年的增速目標也從2013年的9.5%下調至8%。”，再到“經濟大省的GDP增速目標也在下調”。廣東、山東、江蘇2014年的經濟增長目標分別是8.5%、9%左右和9%，分別比上一年各下降0.5、0.5和1個百分點。

　　一向體現西部大開發和區域協調發展戰略實施成效的“西部省份”的GDP增速，“調整幅度也不小”。2014年內蒙古、甘肅、貴州和寧夏經濟增長目標分別比上一年目標下降3、1、2和1.5個百分點。

　　“長城內外，惟余莽莽；大河上下，頓失滔滔”。皆因如此，我等才大喜過望，高呼“新年新氣象”！

　　究其實，科學發展觀橫空出世，已有十年；“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也早已成為“主線”，但轉型發展的實質性進展，實在難以恭維。因為一個典型的症候還明擺在那兒呢：遍地都是高高在上、難以回落的GDP增速！

　　好了，現在總算看到“退燒”了，消炎藥起作用了——

　　什麼靈丹妙藥呢？不妨穿靴戴帽地説：改革，相關制度的改革。

　　一是統計制度的改革。據悉，國家統計局將在今年制定國家統一核算GDP辦法。據此，今後將由國家直接核算各省市自治區的GDP，相應地，各級再核算下一級的GDP。國家統計局有一個“羊年（2015）夢”，屆時能實現國家GDP數值與地方GDP之和相等！

　　這也就意味著，若2014年地方GDP的“目標兼基數”定高了，國家一旦啟動“擠水分”的舉措，到時候地方官員的臉面就會非常難看。既然“展望前途、不寒而慄”，那還不“退步抽身早”，馬上就“殺豬不吹氣——蔫退”吧。

　　二是政績考核制度的改革。中組部一紙《關於改進地方黨政領導班子和領導幹部政績考核工作的通知》，明確規定了對地方官員的政績考核不再簡單“以GDP論英雄”，不能僅僅把地區生産總值及增長率作為考核評價政績的主要指標，不能搞地區生産總值及增長率排名。同時，加大了對資源消耗、環境保護、消化産能過剩、安全生産等指標的權重。事實上，目前環保部、國家發改委已經和地方簽訂了全國大氣治理、節能指標的責任書。

　　俗話説，“楚王好細腰，宮中多餓死”，上有所好，下必甚焉。既然頭上的“帽子”，已經和那個GDP沒有多大干系了，還在那裏“瞎起勁”不是“二傻”嗎？

　　當然，要説還有一個機制上的改革，那就是GDP和老百姓收入的“同步增長”。去年有的地方GDP定高了，後來不得不“想盡一切辦法”來“保增長”。當時也不曾細想“螳螂捕蟬、黃雀在後”，還有一個“同步增長”的居民收入指標在那兒擺著。一到年度報告工作時，這下就有點“傻眼”了。

　　所以，一切的一切，都應了多年前就曾反覆説過、但未頂真做過的那句老話：“建立健全有利於科學發展的體制機制”。光有“川江號子”，沒有“烏紗帽子”和“打狗棍子”相配套，看來把幾句號子喊膩了，人們也就習慣性地以為把事情都辦完了。

　　我們這麼理解，倒不是説GDP是個什麼壞東西。恰恰相反，要全面評估一國和一地的綜合經濟發展，GDP還真是無可替代的經典指標。照我看，經是好經，只可惜我們把它念歪了。

　　作為研究機構甚至是地方政府評估經濟發展，這個指標非常重要。但是作為政府的經濟工作的奮鬥目標，尤其是衡量各級幹部工作的考核指標，我認為就跑了題、變了味，而且事實上已經帶來諸多問題。

　　長期以來，我們對GDP的過分關注，還來自於三個誤區：一是將預期指標，當作是計劃指標，而且是志在必得、務期必成的類似于指令性計劃的“計劃指標”；二是認為保GDP就是保就業。當年為何砸鍋賣鐵也要“保八”，就是認為沒有這個數字就消化不了近千萬的新增就業，但這兩者之間的必然聯繫究竟為何？恐怕誰也沒有鬧明白；三是對GDP有黑色和綠色之分，或者更準確地，有成本代價一説，並不清楚。而對此置若罔聞，正是所謂的“GDP主義”和“唯GDP”論。

　　審時度勢、清醒客觀地下調GDP增幅是一個進步，但其中的動因，仍多有機會主義的“投機取巧”。我們夢想有一天，當GDP最終退出政府的工作報告和對官員的政績考核，同時經濟照樣能夠持續健康地發展，那我們可以説，以“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為總目標的改革才能算是收得了實效，我們的轉型發展也才能算是取得了成功。（劉亭 作者為區域經濟研究學者、浙商智庫專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