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出爐的《北京市主體功能區規劃》首次設立禁止開發區域。這些區域呈片狀分佈于首都功能核心區、城市功能拓展區、城市發展新區和生態涵養發展區等區域，總面積約3023平方公里，約佔市域總面積18.4%。分為世界自然文化遺産、自然保護區、風景名勝區、森林公園、地質公園和重要水源保護區等六類63處，這些區域禁止進行工業化城鎮化開發。（《北京日報》9月18日）
北京市此番公佈的禁止開發區域涵蓋全面，指向具體，要求也相對明確。即，除了“必要的交通、保護、修復、監測及科學實驗設施外”，禁止任何工業化、城鎮化的開發建設。新規凸顯出來的是“約束性”，是一種節制的態度，在這些已經畫圈的地界兒，不允許任何部門、組織以及開發單位以任何名義打擦邊球了。相信每一個渴望留住古都風貌的人，都會樂見其成。
一直以來，國內很多城市熱衷於做大“盤子”，城市面積的擴大、城鎮人口的增加、老城區的升級改造……“發展”的語境主導了大部分城市的現實和未來。即便制訂規劃，其主旨也是立足於擴張。毋庸諱言，這種傾向在一個特定的時期之內，確實極大推動了中國的城市化進程，增強了城市的積聚能力、輻射能力，也拉動了國民經濟的發展。不過，諸般“城市病”也隨之出現。
其一，過度依賴房地産拉動的城市擴容，破壞了城市自身的微迴圈，甚至出現“空心化”的趨勢。在政策和市場的合力之下，老城區原住民被擠出，老城商業形態、生活樣態均遭到強力干預，而新的形態又未能及時生長起來。在這種情況下，喪失了豐富性的城市，也就只剩下了表面的、虛浮的繁榮。北京的情況可能沒有那麼嚴重，但過度“攤大餅”的做法同樣潛藏著深深隱憂。
其二，利益主導之下的城市化，正在一點點蠶食城市的歷史文化風貌，新城次第崛起，而城市的味道、城市的風貌卻無可奈何地流失了。這一點，在北京體現的尤其明顯。多年來，儘管有識之士一直在奔走呼號，北京市也每每出臺一些保護性措施，比如，二環以內的建築物限高、劃定歷史文化街區保護範圍，等等，不過，那個滄桑的老北京還是漸行漸遠，面目日漸模糊。
不僅僅是在老城區，只要是有可能産生“賣點”的區域，往往都會被盯上，那些風景宜人的自然保護區、森林公園，甚至包括城市水源地，也在商業的旗號下，頗有淪為一小部分人私家花園的危險。求一時之發展，還是保護長遠的可持續發展？公共資源的這種“私享”危機，一方面確實不排除商業利益的肆意侵犯，另一方面，也對政府監管、權力約束，提出了某種考驗。
北京市這一“主體功能區規劃”的可貴，正在於其中貫穿的“約束”和“節制”。正如規劃所言，今後，北京國土空間開發將從外延擴張為主轉向優化空間內部結構為主，城市空間在優化中得到適度控制，歷史文化風貌得到嚴格保護，生態空間得到有效拓展。這樣的“約束”和“節制”所體現的，既是城市發展的理性，也是對規劃本意的回歸，而非對擴張的事後確認。
不獨北京，任何城市的發展都應該有一種約束的理念。這是因為，環境的承載能力是有限的，資源的保護利用是必要的，特別是，那些經歷了幾百年甚至上千年生長的城市，都已經滋生了自己獨特的歷史和文化，人們不能因為目光短淺而人為粗暴地干預這種演進過程。尊重並呵護這種內在的成長性，保護併發揚這種獨特的豐富性，原本就是城市發展規劃的題中應有之義。（胡印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