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10日，教育部在官方網站發佈緊急通報，要求各地全面做好防止學生溺水的各項工作。通報稱，僅今年6月9日這一天，就有16名學生溺水死亡：山東萊蕪市萊城區楊莊中學7名初三學生結伴游泳時溺水身亡；湖南邵陽市隆回縣桃洪鎮文昌村5名小學生在游泳時溺水身亡；黑龍江哈爾濱市呼蘭區方檯鎮7名學生在松花江邊遊玩時，4人溺水身亡。
我國每年都發生大量的中小學生溺水死亡事件，這些事件如果沒有人為責任，其處理方式往往差不多，提得最多的是加強教育。教育部在此次發佈的通報中，就要求家長、學校在暑期、節假日、週末和放學後加強對學生的安全教育和監管，增加安全防範措施。
各方教育防範溺亡事件的思路固然不錯，但我們更應注意到，這些溺水死亡的孩子多數來自農村家庭，尤其以留守兒童居多。在這些大量發生的學生溺水死亡事件背後，其實存在著一個容易被忽視的結構性問題，即農村留守兒童問題。
在很多農村，留守兒童們多數與祖父母一起生活，但老人們的身體和意識上已經老化，往往無法很好地完成照顧和教育留守兒童的義務。家長們也希望能夠陪伴孩子成長，為孩子的安全保駕護航，但迫於現實生存的壓力，絕大多數青壯年都會選擇外出打工，一旦發生突發事故，甚至整個村子都沒有青壯年能夠應對。5月14日，發生在江西宜春的5名兒童溺亡事件就是典型，據媒體報道，事發之後，兒童的祖父母全村找人營救，竟然沒有找到一個年輕人。
2011年，筆者在基層政府挂職時，也曾參與處理過一起學生溺亡事件。當時，在廣東西江流域山區的一個縣，3天內發生兩起學生溺亡事件，共死亡7人。事發現場是一條沒有任何安全提醒標識的偏僻河流，7名學生都是農村初中生和小學生。由於事發時正值暑假，當地教育部門和所屬學校之前也做了預防溺水的宣傳工作，幾乎沒有任何法律責任。筆者追問當地鎮政府，為什麼沒有在這些山區河流設置危險標識。得到的回答是：成本太大，而且山區河流太多，無法一一兼顧。這件事最後被鑒定為意外事故，沒有任何人為之負責。
溺水事件之後，我在當地學校找到了那些學生在暑假前簽署的學校用以提醒安全的《致家長的一封信》。這封信必須要學生和監護人同時簽字，但我發現簽字的監護人多數並非學生父母，而是學生的祖輩——這7名溺亡學生中有6名屬於留守兒童。
從教育學的研究來看，父母長期不在身邊對孩子成長的各方面都會造成負面影響。溺水死亡雖然是偶然事件，但如果父母長期在孩子身邊，教育和防範措施就能夠做得更到位，也許悲劇就能夠減少許多。但現在的問題是，單靠農業收入已經很難維持農村家庭的教育和生活支出，越來越多的農村人不得不背井離鄉，留守兒童問題也一年比一年突出。
留守兒童，是那些不得不外出打工的農民工家庭的心頭之痛；農村空巢，帶來的問題不僅僅是兒童溺亡問題，還有兒童的心理成長、教育等諸多問題。中國大規模的城鎮化和農民工大遷徙，給中國經濟的發展創造了福祉，但與此同時，全國兩億五千萬農民工、六千萬左右留守兒童和他們年邁的祖輩，正陷入經濟發展的結構性裂縫和家庭撕裂的焦慮感中。這種轉型之痛，事關中國社會的公平與正義，不應當全部由他們承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