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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十八大會議期間，在人民大會堂的廣東廳、浙江廳、江蘇廳裏，“轉變經濟發展方式”成為廣東、浙江、江蘇代表團的最重要議題。這些改革開放的前沿陣地、中國經濟最發達的省份，正在努力探索經濟轉型升級的不同模式，尋求繼續領跑下一輪經濟繁榮的出路。</p>
<p> 在這些代表團小組討論建設的語境中，很少再聽到GDP、經濟增長競爭的説法，頻繁出現專利申請量和批准量、科學發展總水準排名、研發投入比重、科技進步貢獻率的對比等指標數據。語境變化的背後，或是發展觀念真正的蛻變。</p>
<p> 與轉型陣痛同時並存的，是新的崛起的希望。</p>
<p> <strong>廣東：攻堅進行時</strong></p>
<p> 要牽住行政審批制度改革這個牛鼻子，使政府職能錯位的正位，越位的歸位，缺位的到位。——廣東省省長 朱小丹</p>
<p> 過去的5年，被廣東省省長朱小丹形容為“廣東歷史上發展最好的5年”。</p>
<p> 朱小丹給出一組證明數據：2007—2011年，廣東三大産業的比重由5.3：50.4：44.3調整為今年底的5：49.7：45.3；內需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由68.3%提高98.2%；高技術産品産值佔工業總産值的比重由30.4%上升到34.4%；加工貿易當中委託設計加自主品牌生産方式出口占比提高到45%；專利申請量和批准量分別年均增長18.2%和48.9%，位居全國第一位，國際專利的申請量超過了全國的50%……</p>
<p> “所有這些數據，都能夠反映我們轉型升級所取得的實際成果。”朱小丹説。</p>
<p> 他坦陳，發展中不平衡、不協調、不可持續的問題，在廣東暴露得更早、更充分。</p>
<p> “目前我們已進入轉型升級的攻堅階段。”朱小丹將轉型升級形容為一場關係廣東全局和長遠發展的硬仗。</p>
<p> 深圳市市委書記王榮表示，要加快發展新興戰略性産業，為推動發展方式實現根本性轉變贏得主動權，“我們的研發投入比重達到了世界先進水準，萬元GDP能耗、水耗在全國處最低水準。”</p>
<p> 在製造業重地東莞，轉型升級是更緊迫的課題。廣東省省委書記汪洋曾説，東莞轉型升級成功之日就是廣東科學發展勝利之時。東莞市市委書記徐建華對《中國經濟週刊》記者説：“值得欣慰的是，儘管我們的經濟增長速度在全省落後，但在逐漸回升，更重要的是，體現發展品質的一些重要指標也在好轉。”他舉例，1—9月份，東莞的專利申請量、專利授權量分別排廣東省的第二、第三位；GDP增速雖靠後，但城鄉居民收入增長速度卻名列前茅。</p>
<p> 東莞提出了“三重建設”，即重大建設項目、重大發展平臺、重大科技專項。在徐建華看來，東莞的企業是“滿天星斗，缺乏明月”，要通過“三重”搞一些骨幹項目，撐起一片天。目前為止，項目已簽約1025億，“未來兩三年內，這是我們政府推動經濟發展的後盾。”</p>
<p> “當前的改革還是要從政府的自我革命做起，以政府職能轉變，引領重點領域和關鍵環節等各項改革。”朱小丹説。</p>
<p> 十八大召開前夕，《國務院關於同意廣東省“十二五”時期深化行政審批制度改革先行先試的批復》正式下發。國務院正式批准廣東省對100項行政審批事項作出調整，包括在廣東省區域內停止實施66項行政審批事項，34項行政審批事項同意下放管理層級。</p>
<p> 朱小丹表示，要牽住行政審批制度改革這個牛鼻子，使政府職能錯位的正位，越位的歸位，缺位的到位。</p>
<p> 廣東期望以政府的轉型再次激發市場活力，實現經濟轉型。</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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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strong>浙江：主推四大國家戰略</strong></p>
<p> 浙江在花大力氣破解制約發展方式轉變和經濟轉型升級的體制障礙。——浙江省省長 夏寶龍</p>
<p> 浙江省省長夏寶龍引用中科院發佈的《中國科學發展報告》説：2010年和2011年，浙江科學發展總水準位居全國第四位；2011年浙江的GDP品質指數僅居北京、上海之後，位列全國第三。</p>
<p> 夏寶龍表示，浙江把調整結構作為推進經濟轉型升級的主要途徑，把創新體制機製作為推進轉型升級的根本動力。“浙江在花大力氣破解制約發展方式轉變和經濟轉型升級的體制障礙。”夏寶龍説，浙江已開展了四輪審批制度的改革，改革後，省級重點項目的投資審批速度提高了34個工作日，下放了406項省級經濟社會管理的許可權。</p>
<p> 當下，包括浙江海洋經濟發展示範區、義烏市國際貿易綜合改革試點、舟山群島新區、溫州金融綜合改革試驗區在內的四大國家戰略是浙江省主推的重點。浙江省希望通過“四大戰略”的改革著力解決長期以來存在的結構性、體制性、素質性問題。</p>
<p> 在經濟體制改革中，金融體制改革無疑佔據著重要地位。溫州金融綜合改革試驗區受到全國關注。</p>
<p> 過去30多年裏，溫州作為改革開放的先行區，創造了溫州模式。如今，國務院將溫州確定為全國首個金融綜合改革試驗區，溫州將在新一輪改革發展中承擔更重的任務。</p>
<p> 根據中央給出的整體方案，圍繞著解決“中小企業多、融資難，民間資金多、投資難”的“兩多兩難”問題，溫州將著力構建多層次、良性競爭的金融體系，培育地方資本市場。</p>
<p> 根據溫州市委書記陳德榮介紹，目前開業的小額貸款公司已達30家，另有22家正在籌建，開業的村鎮銀行已達6家。“溫州的民間資金較多，我們同時向全國各地擴張村鎮銀行體系。”他同時透露，中小銀行等金融機構將大量吸收本地民間資本來進行改革。“除小貸公司轉為村鎮銀行之外，以民間資本控股地方法人銀行方面，也有重大進展。溫州11家農村合作銀行，最近已有2家改制方案確定。今年年底到明年，其餘9家也將會以民間資本控股的方式進行改制。同時溫州的地方銀行也會走這條道路。”</p>
<p> 已公佈的溫州金融改革實施細則中稱，支援民間資金參與地方金融機構改革，鼓勵民間資金根據有關規定發起設立或參股村鎮銀行、貸款公司、農村資金互助社等新型金融組織。</p>
<p> 此外，陳德榮還透露，溫州方面正在與上海證券交易所進行合作，以推動溫州的中小企業從家族式向現代企業制度改革，最終使更多企業進入資本市場。雖然事實上，溫州的中小企業上市的意願並不十分迫切。</p>
<p> 溫州市金融辦主任張震宇曾在去年接受《中國經濟週刊》採訪時表示，溫州市政府已經劃出大片土地來規劃建設一個金融集聚區，“所有的金融機構都集中在一起，把全國乃至世界的溫州人都請到這個樓裏來。”</p>
<p> 但溫州現有的平臺、空間、環境，是否能與城市戰略地位的提升、經濟轉型升級的需要相匹配，這是個問題。</p>
<p> “當然，任何一項改革都不可能是單兵突進，都需要綜合配套。”陳德榮説。</p>
<p> <strong>江蘇：人才優勢超越政策紅利</strong></p>
<p> 我們未來的發展仍然充滿挑戰，比較突出的是經濟結構性矛盾、資源瓶頸約束和生態環境壓力。破解這些難題，關鍵要靠創新驅動。——江蘇省省委書記 羅志軍</p>
<p> 相比廣東和浙江，江蘇省缺乏像國家級新區那樣顯赫的國家戰略政策紅利。但江蘇的優勢在人才，尤其具有海外高層次創新型人才優勢。</p>
<p> “十二五”期間，江蘇省提出要重點實施“八項工程”，其轉机型升級工程、科技創新工程位列其首。</p>
<p> 江蘇省省委書記羅志軍介紹，今年江蘇的經濟總量將超過5萬億元，每人平均地區生産總值將超過1萬美元。從産業結構看，比例更趨合理，高新技術産業佔工業比重達到35%，服務業佔比達到42.6%。</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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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僅以南京為例，今年前三季度，南京的戰略性新興産業産值逆勢增長17%，其中智慧電網、軌道交通、生物醫藥等産業産值增幅均超過25%，軟體資訊服務業産值增長甚至超過43%，均高於工業産值12%的平均增幅。</p>
<p> “但如果以現代化程度較高的先進國家為參照係，我們未來的發展仍然充滿挑戰，比較突出的是經濟結構性矛盾、資源瓶頸約束和生態環境壓力。破解這些難題，關鍵要靠創新驅動。”羅志軍説，江蘇省的科技進步貢獻率達到了55.2%，區域創新能力連續多年位居全國前列。</p>
<p> 南京市市委書記楊衛澤表示，要以科技創新引領經濟轉型，進而推動城市轉型，最終打贏轉變發展方式這場硬仗。</p>
<p> 毫無疑問，這場硬仗的核心在人才。</p>
<p> 江蘇省實施了“萬名海外高層次人才引進計劃”，在海外人才的引進上明顯走在全國的前列。以蘇州為例，官方數據顯示，蘇州人才總量增長率連續9年保持在15%以上，高層次人才數量增速連續6年保持在20%以上，已有30人入選國家“千人計劃”。無錫也推出了“530計劃”(用5年時間引進30名海外領軍創業人)。</p>
<p> 事實上，早在2003年前，時任江蘇省省委書記的李源潮就曾作為江蘇的“形象大使”，先後兩次率團專門到韓日、北美地區招聘人才。在招聘過程中，他不遺餘力地宣傳江蘇，多次到招聘現場和留學生交談，鼓勵他們回國創業。</p>
<p> 後來擔任中組部部長時，李源潮曾表達過這樣的理想：未來10年、20年，長三角特別是上海周圍，能不能成為世界上科技創業最活躍的地區之一？</p>
<p> 若這一理想能實現，蘇南當走在前列。 </p>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