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節後，農民工又開始了離鄉返工的大遷徙。在勞務輸出、用工大縣山東省高青縣，筆者調查發現，不同年齡段的農民工們呈現出不同的流動趨勢。
80後：遠走高飛 “漂”在都市
在北京打工的高青縣黑裏寨鎮潘家村農民宗見這次回家真可謂“衣錦還鄉”，今年25歲的他看上去沒有一點農民工的樣子，身穿名牌，開著挂了北京牌照的“北京現代”，帶著一口“京腔”的新婚媳婦。“咱和城裏人相比沒啥不同，我現在的職務是工程師，加上年終的分紅、獎金，年收入達到了15萬。職務升遷、工資待遇、福利保障與他們都一樣。”
宗見2006年在威海職業學院畢業後直接進入了當地一家日資公司打工，兩年後跳槽到北京明惠達科技公司，他在學校裏學到的數控技術在這裡找到了用武之地，他負責機床零件圖紙的設計、生産、安裝、調試、售後服務“一條龍”，因為工作出色，很得領導賞識。
“但是現在的感覺就是在‘漂’，工作生活飄忽不定，每天地鐵、高鐵、飛機地到處跑。”小宗的“漂”也與他在北京沒有自己的房子有關。“在北京，我與對象一個月的工資加起來還買不到一平米，不得已就在威海買了套房子，以後就只能‘漂’著生活了。”問宗見是否有回家創業的念頭，他説，他們這代人對城市生活更適應，遠在天邊的老家只是一處驛站，只有逢年過節、家中有事才回家一趟。對老家的生活反倒有些不習慣。
70後：就近打工不遠飛
在高青縣城打工的趙路軍這些天一直“泡”在酒裏。“我們都打工在外，一年到頭難得一見，過年湊在一起，正好聚聚。”年初六他就帶著老婆孩子返城上班了。1977年出生的他早年隻身一人在附近城裏打工，留下妻子照顧家裏。去年秋天，他騎摩托車與一輛汽車相撞，花去的醫藥費幾乎是他一年的收入。傷好後，他把家裏的地托給一家合作社，把妻子、孩子帶出來。現在他愛人進了一家紡織廠，孩子考進了雙語學校，他也終於結束了單飛生活。他現在的願望就是買上房子、車子，在城裏待上一輩子。
趙路軍説，村裏和他一般大的人大都分散在離家較近的城裏打工。分析他們“不遠飛”的原因主要有三個。一是當地崗位多，收入也不差。就近打工可以實現城裏農村“兩手抓”，既能撿城裏收入的“西瓜”又漏不掉地裏收入的“芝麻”。一家一年收入4萬多塊錢，比城裏工人都滋潤。打工是為了掙錢，同樣能掙錢，何必捨近求遠；二是身處“夾層”，選擇更理性。他們這個年齡段的人處於上有老下有小及城市、鄉村之間的“夾層”之中，工作不固定，收入不穩定，面對的問題多，打工只能就近不就遠；再是就近打工維權容易。因為很多人打的是短工，一般進勞務市場找活幹，或跟包工頭幹工程，能簽勞動合同的是少數，一旦出了事，到人社局或工會為自己“撐腰”更容易。“半城半鄉”、“半工半農”是這部分人的真實寫照。
孩子能進城是他們這代人的新年期盼。今年38歲、在縣城一家酒店當服務員的吳貴雙今年不再為這事煩惱了，因為她的孩子今年升初中，進城上學圓了他們一家三口團聚的夢。可是對於大多數“70後”來説，在家的孩子始終是他們的牽掛，因為孩子進縣城小學還需一些“硬杠杠”。
60後：“巢”在家裏不再飛
“我母親年前剛去世，80多歲的老父親需要有人照顧。我今年哪也不去了。”1966年出生的鄭守強一説起母親眼裏就蒙上一層霧。他説，母親犯心臟病時自己正在打工的城市裏。等他趕回家，母親已咽了氣。“要是我不去打工，在家就好了。”
這幾年，鄭守強與本村一幫人在周村一家沙發廠打工，每人每年能拿回3萬多元錢。今年選擇留守的他現在成了一家合作社的新社員。這個春節他們就是在蔬菜大棚裏過的。“實際上我們在這裡也是打工，幹多少活就拿多少錢。”
今年春節，招聘市場非常火爆，不少工廠企業、農業合作社把招聘會開到城裏、村裏。人手緊缺是他們面臨的共同問題。
當前，大批青壯年勞力涌入城市，農村大片的土地誰來種，留守的老人誰來管？農民專業合作社在這種背景下應運而生。在高青，各類農合社已達46家，涵蓋了農、林、牧、漁各個領域。
蓬勃發展的民營企業也為像鄭守強這樣的“返巢”農民工提供了重新就業的機會。“我們今年就招了十幾個從外地返鄉農民工，他們見識多，素質高，正是我們需要的人才。”興福塑膠公司經理吳雪芹説。
木李鎮新南村農民王淑鳳還成立了全縣第一家家政公司，專門招聘大齡農民工，一方面解決了“雇工難”，一方面也解決了“沒活幹”，各得其所，生意紅火。
農村合作組織及遍佈于鄉村的民營企業客觀上為厭“飛”的打工者提供了就業的機會。不過這對鄭守強他們來説也是一種新的開始。因為，他們現在從事的工作與原來不一樣了，而田裏的耕作方式也與以往有很大的不同。60後農民工面臨的是一種全新的選擇和挑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