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脫離中小企業的生存環境來談是否應當提高最低工資標準，其實有些偏頗。眾所週知，就業是民生之本，就業同樣也是最低工資之本。在我國，中小企業是吸納社會就業的主力軍，尤其是農民工、新畢業大學生的就業問題都得依靠中小企業來解決。
但當前我國中小企業在發展過程中，卻受到很大的制度性限制或障礙，行業壟斷、準入門檻高、融資困難、缺乏政策扶持等問題時刻製約著中小企業的發展，受經濟環境和制度環境所累的它們，不可避免會將自身的生存困難通過壓低工資轉嫁給普通職工。
雖然，人為管制的最低工資標準難免有扭曲市場資源配置功能之嫌，但是，不管是出於政府責任、還是社會道義，最低工資作為社會的兜底制度必須執行。若想使最低工資制度真正對經濟的發展以及民生的改善起到助推作用，還應使得中小企業的生存並不會因為最低工資制度的存在或者提高而受到較大影響。
“兩手都要抓，兩手都要硬”的思想就適用於這個問題。一方面要繼續推動和穩步提高最低工資標準，讓社會最底層的弱勢勞動者也分享到社會財富增長的成果；另一方面還要積極為中小企業創造良好的生存和發展環境，讓它們的發展能夠承受得起最低工資標準的不斷提高。這樣的經濟發展模式，既可以最大程度滿足社會就業的需求，又能保證職工收入穩步提升，才能真正實現改善民生、促進消費、擴大內需，一切經濟發展為了人民的政府願景！（子房先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