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學家茅于軾日前表示，中國經濟目前的主要問題就是結構問題，為此他特別提議增加對農民工的住房補貼，因為農民工群體中有著巨大的房地産市場。茅于軾先生援引統計數據指出，我國目前有2.3億農民工，如果每位農民工每年可以領取1萬元的住房補貼，那麼GDP就可增長2.3%。
紅樓夢有一回：胡庸醫亂用虎狼藥，放到茅于軾身上倒也頗為合適。2009年全國財政收入6.85萬億，如果每年拿出2.3萬億“專項資金”給農民工發放房補，對於財政來説簡直是妄想。即使退一萬步講，這筆錢發到了農民工手中，在戶籍、社保等體制因素的羈絆下，農民工也難以在所在城市實現置業。
幫助進城農民工解決住房困難問題，是《政府工作報告》中載明的，但將其納入當地社保體系、提供保障性住房的角度考慮才是更為貼合實際的方式。因此，如果只是追求語不驚人死不休，激蕩起的往往是娛樂的浪花，而不是關於國計民生的理性、審慎和讓人尊敬的思考。
其實，靠直接發錢(或者是消費券)來撬動消費的想法由來已久，茅于軾不過是將其極度誇張而已。這種“你來消費，財政買單”的刺激內需方式是以政府赤字為代價的，在非常時期作為政策組合中的一項尚可發揮作用，但無法做到常態化。
顯然，茅于軾沒有開對方子，但還是號準了脈。中國經濟的進一步發展需要激活居民的消費能力，這樣的一種內生增長模式才是可持續的。當前中國經濟結構的問題在於：兩馬爭先、一馬踟躕。在拉動中國經濟增長的三駕馬車中，投資和出口所佔比重過大，消費則明顯不足。經濟學家樊綱就很直白地説，因為老百姓沒錢消費。這裡面既有稅制的問題，也有收入分配的問題。簡言之，要讓老百姓手裏有錢。正是基於此，收入分配改革才在今年自上而下地形成廣泛熱議。
收入分配改革的意義不僅著眼于公平，而且也在於對消費的撬動，從而擴大和重啟內需。當一個國家的財富主要集中在政府和企業手中，必定就會造就居民消費需求的短缺。社科院在一份報告中指出，2000年-2008年，我國財政收入年均增長20.4%，但居民實際工資年均僅增長15.7%。由此看出，勞動者報酬所佔國民收入比重的不斷下降，抑制了居民的消費意願，並限制了刺激消費對拉動經濟增長的促進作用。
因此，如何提高勞動者報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以及如何在二次分配中將國家收入更多地轉化為公共服務開支和居民可支配收入，都是改革的應有之義。近日，負責起草收入分配改革方案的一位發改委官員表示，不管怎麼樣，今年必須拿出東西來，收入分配不能總是空談，並透露出要對壟斷工資動刀的消息。對此，我們期待拿出的是一個既好吃又好看的東西，而不再是一個利益集團妥協的“四不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