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岸爭鳴,愈爭愈明

時間:2013-07-19 09:37   來源:北青網

  我們立在海峽的兩岸,面對著同一段歷史。兩岸的近代史研究,走過了從“不可交流”到“爭議”再到“共識”的一路。本刊特對話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所副所長汪朝光,就兩岸學術交流在有限的篇幅內予以簡要梳理。

  對話

  受訪者:汪朝光

  (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所副所長)

  抄資料抄到登機超重

  青閱讀:臺灣的劉維開先生對您的《1945-1949;國共政爭與現代中國》非常欣賞。據透露,您曾在臺灣把整個抗戰勝利以後,好幾次國民黨全會的記錄全部抄下來了。不知道這是一個什麼樣的故事?

  汪朝光:歷史資料是歷史研究的基礎,所謂“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也,因此,大概每個歷史研究者對於那些檔案文獻資料,尤其是那些深藏庫中、從未公開、卻極有價值的歷史檔案文獻資料,總是有特別的敏感與興趣,我也不例外。記得第一次去臺灣時,看到那些有關民國歷史的檔案文獻資料,確實非常興奮,覺得猶如打開了解讀歷史秘密之窗,恨不能都抄下來或複印帶回,不過,史料無窮盡,這樣的想法也只能是想法,在實際工作中還是只能就自己所能儘量蒐集更多的材料。

  説個趣事,那些抄錄或複印的歷史資料,總覺得很珍貴,回來時坐飛機,捨不得托運,怕丟了,只能拎著無比沉重的箱子上飛機,在放入行李艙時,空姐過來幫忙,剛一接手,便“哎喲”一聲,“怎麼這麼重呀”!按規定隨身行李只能帶5公斤,而我的那箱資料是17公斤,嚴重違規,好在她表示理解,沒有罰我的款,裝的不是奶粉,而是學術資料,哈哈!現在比較簡單,多數情況下都是用電腦工作,抄再多的資料,一個半斤重的硬碟就足夠了!

  1982年美國兩岸學者初次遇見

  青閱讀:據我目前了解到的,兩岸近代史學界的交流,最初始於1987年蔣經國的解禁。據説當時兩岸學者的交流既不是在臺灣,也不是在內地,而是在美國,當時兩岸碰頭,經常會有紛爭?不知道您是否親歷這樣一個階段?當時爭議主要集中于哪些問題呢?可否舉例一二。

  汪朝光:由於歷史的原因,兩岸長期處在對立狀態,學界也幾乎沒有任何交往。這種情況在80年代逐漸有了變化。目前所知的兩岸學界初次交往確實是在美國。

  那是在1982年,還是在臺灣“解嚴”之前,美國學者邀請兩岸各自組團,參加在美國芝加哥舉行的“亞洲研究年會”有關辛亥革命的專場學術討論會,因為兩岸都尊崇辛亥革命和孫中山,所以那時也就這個話題還可以將兩岸學者聚在一起。大陸學者由著名歷史學家、中央黨史研究室主任胡繩先生帶隊,臺灣學者由中國國民黨中央黨史委員會主任委員秦孝儀先生帶隊,有意思的是,兩岸的帶隊人都是當時兩岸有關各自執政黨歷史研究的最高主管。

  因為彼此不了解,據説兩岸學者行前都有內部討論,對於會議期間可能出現的情況作出預案。會議開始時,兩岸學者都比較嚴肅謹慎,除了學術討論,基本沒有其他交往,但是等到會議結束時,情況就有了變化,雙方也有了一些學術之外的往來和話題,畢竟大家説的是同一種語言,而且都好吃中國菜,都能喝點也願意喝點中國白酒呀!

  當然,雙方的學術觀點還是有許多不同,比如關於辛亥革命的性質,大陸學者認為是資産階級革命,而臺灣學者則定義為全民革命,圍繞這個話題,大家有許多的爭論。兩岸學術的交往便是這樣起步的,或許當年那些兩岸學術交流的先行者也不會想到,二三十年之後,兩岸學術交流能夠達到今天這樣的廣度和深度。

  1991年內地

  首次舉辦兩岸學術交流

  青閱讀:社科院近代史所邀請臺灣學者來內地,是在上世紀90年代嗎?第一次在內地的兩岸學術交流,您親歷了嗎?那是一段什麼樣的過往?

  汪朝光:社科院近代史所與臺灣學界的學術交往大約開始於1991年,因為是辛亥革命80週年紀念,兩岸對於這場革命和孫中山先生又有較多的認同,所以以此為契機,互相邀請對方參加己方組織的學術討論會,由此開始了進一步的交往。那時我還是青年學者,未曾實際恭逢其事,只能是在週邊幫點忙而已。

  “大陸多年不見的朋友

  在臺灣的檔案館裏相見了”

  青閱讀:據了解,1996年臺灣檔案全部開放,許多大陸學者前去。除了寫出《1945-1949;國共政爭與現代中國》的您,還有哪些人和事讓您印象深刻呢?

  汪朝光:臺灣的近代歷史檔案,從90年代開始逐漸開放,吸引了許多學者前去從事研究。而且隨著兩岸交往的日漸密切和學術環境的寬鬆開放,越來越多的大陸學者在利用臺灣的檔案文獻從事研究工作,如今在臺灣的檔案館裏,隨時隨地都可以見到大陸學者的身影,甚而是在大陸多年不見的朋友,倒是在臺灣的檔案館裏相見了。

  就近代史研究而言,利用臺灣資料作出有影響成果的學者可謂比比皆是,比如我們近代史所的學者楊天石教授,有一段時間大概年年都去臺灣,非常善於蒐集歷史檔案文獻資料,許多臺灣學者還沒有開發利用的資料,都被楊老師在第一時間用上了。

  他據此寫出的著作,不僅蜚聲學界,而且非常可讀,在社會大眾閱讀的層面也很受好評。我每次出差在機場逛書店,都能看到楊老師的著作擺放在顯眼位置,這也可以説是學界利用臺灣史料研究而成就的佳話了。

  兩岸學界共識越來越多

  青閱讀:這二十年左右的兩岸學術交流,大家做學問的角度和史料運用,有什麼不一樣的地方呢?其間有無什麼讓您印象深刻的互相砥礪的學界佳話?您覺得這些年的兩岸學術研究,共識是否在日漸增多?譬如,以前吵的架現在不吵了?

  汪朝光:兩岸的學術研究,就其本質而言,秉承的都是學術研究的應有之義,追求真理,實事求是。當然,由於兩岸的環境差異,學者所受的學術訓練有別,關注的問題和做學問的路數也有一定的區別。

  臺灣的老派學者比較講求實證,不太重視理論,特別講究史料的豐富和可靠,而新一輩學人,受到西方社會科學的影響,比較注重理論分析和框架構建。大陸學者,對於歷史的研究有個從宏觀思考到微觀觀察的轉變,最近若干年來都比較注重個案研究,但年輕一代的學者也開始受到社會科學方法的影響,這方面兩岸有相似性。而且,兩岸的中年以上學者過去更多關注的是政治、外交方面的“大”歷史和“硬”歷史,而最近若干年以來,越來越多的青年學人開始更多關注社會、文化方面的“小”歷史和“軟”歷史,兩岸歷史學的發展趨勢在這方面是有相近之處的。

  兩岸學者關於歷史研究的方法、運用的史料、論證的過程、得出的結論,現在的共識越來越多,包括在過去認為是比較敏感的方面,也都能客觀看待。比如大陸學者會如實肯定蔣介石在抗戰中的地位和作用,而臺灣學者也會注意到蔣介石的獨裁專斷、戰略失策。分歧當然還是有,學術觀點是不必也不能“輿論一律”的,但與過去政治意義的分歧有別,現在即便大家的看法有分歧,多半也是學術方面的分歧,可以平心靜氣地討論。本版采寫/本報記者 朱玲

  故事

  “善意的批評,比虛假的奉承使人受益”

  1999年第3期《近代史研究》上,刊登了內地學者楊奎松對臺灣學者陳永發《中國共産革命七十年》(臺灣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98年版)的批評。

  文中,楊奎松談及了自己對陳永發新著的四點印象: “銳意求新,但尚有欠缺”、“研究深入,但著力不均”、“ 客觀平實,但規範不嚴”、“議論風生,也有可商榷之處”,對觀點的偏頗、史實的出入提出了細緻到頁碼的異議。

  在“寫在結尾的話”中,楊奎松稱,“陳永發教授是筆者的朋友,並且可以算是筆者的學長。在讀過他的這本大著之後,筆者也有過片刻的猶豫。但我還是冒昧地把這篇可能多少挑剔的、並不十分全面的書評寫了出來。我很感謝陳教授同意我發表這樣一篇尖刻的評論。我相信,善意的批評遠比虛假的奉承更能使我們大家受益。”並透露“本文乃應臺北中研院近史所《近代中國史研究通訊》編輯部所約而成,並已刊登于該通訊”。

  陳永發後來據此批評修訂了著作,兩位學者之間的友情也由此得以昇華。

  聲音

  王奇生:

  我們互相反省自己,

  我們客觀嗎?

  我回想我十一二年前,在臺北參加了一次民國軍事史的研討會。那個會上面是這樣的,有大陸的學者跟臺灣的學者,是為了一些基本的問題在爭論,我們這邊叫解放戰爭,他們叫剿匪抗亂。我們的差異很大,但是我們今天的書是叫國共和戰。當時我們提出來,我們兩邊都放棄,我們也不談解放戰爭,你們也不談剿匪抗亂,我們叫國共內戰。我們兩岸學者基本上都認同國共內戰,但是當時有一批國民黨的老兵來旁聽我們的會議,結果他們聽到我們説要用國共內戰來概括的時候,他們痛哭流涕,因為他們是從戰場上走過來的,他們就認為這哪兒是國共內戰?

  我們的歷史研究者已經太冷靜了。所以這樣一個歷史變化之大,出乎我們的意料。

  這些年來,臺灣方面的資料開放,大大促進了這塊歷史的研究。還有一點,除了檔案的開放之外,也在於兩岸學界的互動。兩岸學界恰好它不是一個聲音,我們在互相反省自己,我們的立場客觀嗎?為什麼人家會這麼説?不僅去反思,我的立場是不是客觀的,是不是中立的?這是我們學者之間兩岸的一個問題。所以這些年來,劉維開教授的書能夠在大陸出版,書裏面的觀點我100%接受,任何質疑的地方都沒有。幾乎我們兩岸學者坐在一塊討論,這個歷史已經很難分清彼此。

  (摘自2013年7月北京大學教授王奇生在臺灣學者劉維開新著內地首發式上的講話)

編輯:郜利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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