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31日，西藏拉薩布達拉宮廣場上樹木吐綠。春到拉薩，萬物復蘇，“日光城”進入一年中最美好的季節。 新華社記者 普布扎西 攝
在這傳統與現代的疊影裏，在這神聖與世俗的交織處，可以看到西藏的“真身” 。
傍晚七點多鐘，春日余暉透過拉薩瑪吉阿米餐吧的窗戶暖暖地照到臉上。面前，一保溫壺藏式甜茶，一碗甜甜酸酸的“扎西德勒”。旁邊，一位頭髮燙得微曲、染成黃色的年輕女子，和她抱著相機的男伴，放下行囊，翻看著寫滿現代愛情故事的藏紙留言本。
時值淡季，店裏的人不到十個。本刊記者看到，一窗之隔，八廓街上人流依然密密麻麻——右手轉經、左手數珠、口中喃喃、神色虔誠、順時針緩緩移動的信徒，拄著拐杖、彎腰九十度、盯著地面怕踩著微小生靈的老人，神情愜意地散步、新奇地東張西望、有的還逆向而行的遊客，展示民族工藝品、小聲吆喝拉客的小攤販，下班、放學回家的當地居民……
拉薩八廓街東南角的瑪吉阿米餐吧，曾留下六世達賴倉央嘉措的動人故事。窗內窗外，陽光照射著古老又現代的西藏。
那些人來了，又回去了；這些人紮根在此，有的也走出去。不甘迫於生活的人們，來此追問生命；追問生命的人們，也返身生活。人群日復一日的流動中，千年大昭寺的金頂光輝寧靜，藏地藍天澄澈遼廓，時而漂起的雲朵，是它的拈花一笑。
在這傳統與現代的疊影裏，在這神聖與世俗的交織處，在這安寧與喧囂的融合境，一束陽光，照亮西藏千百年的變與不變，映射出人間滄桑，清澈如鏡。
“藏漂”的舍與不捨
白西裝，黑毛衣，繡花長褲，繡花鞋。在充滿各色人等的“藏漂”中，衣著時尚的羽芊並不特別顯眼。
十年前，漢藏混血的羽芊到拉薩探親，對這個城市“一見鍾情”，在這120萬平方公里的神奇土地上“漂”了起來。
從上世紀80年代開始，一些內地青年像候鳥一樣不定期地漂在拉薩，一些匆匆過客靈感迸發，其中一位還畫出《西藏組畫》，出了名，他叫陳丹青。
本地人告訴本刊記者，“藏漂”流動性很大，每年在二三百人。他們中有些人乾脆放棄從前的生活，在此享受自由而輕鬆的生活。與尋找成功機會的“北漂”不同，“藏漂”們自認是“精神上的漂泊”。
自身即是藏漂一員的羽芊曾深入了解過藏漂們。她把藏漂分為幾類：對內地都市節奏快、壓力大的生活方式心生厭倦，或在情感生活中受到傷害的人們，試圖在西藏這方凈土得到慰藉，療治精神傷口；受到西藏獨特文化吸引的自由藝術家，以西藏的自然景觀、宗教歷史、民間風情作為創作的資源和靈感；有錢而有閒的旅行家——“驢友”，定期聚在一起到西藏探險觀光。
一位外號叫“雞毛”的藏漂，在內地一家規模很大的外資企業做空調維修工程師，每天衣冠楚楚，受人羨慕。而漂在拉薩的幾個月裏，他整日身著鎧甲，頭戴錦雞羽毛，身背弓箭，騎一輛修飾得很另類的自行車在街上游蕩，儼然是憤世嫉俗的行為藝術家。
央金瑪酒吧的老闆、新疆姑娘丹丹也曾是藏漂。2007年第一次到拉薩，一下就喜歡上了這兒的一切：陽光燦爛、空氣清新、文化深厚，生活節奏緩慢。幾個月前，她盤下一個小酒吧，維持基本生活，而多數時間在街上曬太陽、閒逛。
矮房子酒吧老闆、東北小夥吳彪則自認沒那麼浪漫。他説在這裡開酒吧就是為了賺錢，“西藏給我最大的感覺是沒感覺，其實這裡什麼都沒有。”但2002年第一次到西藏旅遊後，“一回家就想回到這裡來。”他不想酒吧裏魚龍混雜，故意把酒水賣得很貴，沒人的時候就獨自喝美國百威，聽印度音樂。
西藏給藏漂們逃離壓力和焦慮的選擇，提供相對封閉、自成一體的獨特環境。既不能過分功利，又要有一定便利，藏漂們絕大多數選擇了西藏最大的城市——拉薩。
想逃離現代，又離不開現代。“藏漂”們的舍與不捨，是現代人對生存的追問。
2008年10月28日，一列開往拉薩的列車行駛在青藏鐵路上。
兩天來，青藏鐵路沿線的藏北高原普降大雪，高山草場被大雪覆蓋。青藏鐵路目前運作正常，每天有八趟列車進出西藏。新華社記者 胡星 攝
“神鷹”與“天路”
面對現代，西藏人有自己的經歷與眼睛。
日喀則市31歲的農民達瓦平措家住日亞公路旁，他對本刊記者説，當年父親進城牽著毛驢，走著土路去，現在他進城，開著手扶拖拉機，走的是柏油路。他現在最想把土房變成石木結構，就像村裏先富起來的人們一樣。
上世紀90年代，一首《嚮往神鷹》曾打動了無數人的心，歌詞作者扎西達娃對現代文明有著的西藏式的浪漫表述：
在每一天太陽升起的地方，
銀色的神鷹來到了古老的地方。
雪域之外的人們來自四面八方，
仙女般的空中小姐翩翩而降。
祖先們一生也沒有越完的路，
啊，神鷹——
轉眼就改變了大地的模樣。
……
這首歌是寫給第一代藏族飛行員扎西澤仁的。出生於農奴之家的扎西澤仁説，“我能健康地成長，並能成為一名飛行員，完全是因為我趕上了好時代。”
在西藏，藏族把飛機稱為他們恭敬的“神鷹”，把青藏鐵路稱為“吉祥天路”。
“西藏人的生活要進步，要隨著社會的發展而改變。”拉薩市邊上塔馬村支書格桑卓嘎日前在隨團訪問加拿大時説，“如果我們的父母想讓社會一直保持不變，我們不會同意。就如同我們現在如果不讓社會繼續發展，我們的孩子也不會同意。”
對“現代”，西藏最早感受到其兇狠殘忍的一面。19世紀前後，英國人屢次入侵西藏。1904年4月，英國人侵入西藏佔領江孜。江孜軍民緊急動員起16000人，憑藉原始的大刀、長矛、梭標、弓箭，對抗英軍新式火器，死守宗山城堡。8個月後，藏軍彈盡糧絕，守衛者跳崖犧牲。如今宗山城堡的斷壁殘垣中，還能看到英軍火槍的纍纍彈痕。
這個命運與當年廣大中國內地相同。
而享受到現代化的便利，也一樣在祖國穩定強盛之後。
西藏需要現代化，誰反對發展，“讓他去拉薩河邊三天三夜吃風喝屁，看他幹不幹？”西藏自治區社科院黨委書記孫勇半開玩笑半嚴肅地説。
“香格里拉囚徒”
入侵西藏的西方殖民者，如今成為“香格里拉囚徒”，無法自拔。
1933年，工業文明受挫的大蕭條時代，美籍英國作家詹姆斯 希爾頓出版長篇小説《消失的地平線》，在西方人心中種下“香格里拉”情結：遠離塵囂的人間仙境，神秘浪漫的世外桃源，帶著東方主義色彩的幻象，直到現代金融文明受到諷刺性打擊的今天，仍然揮之不去。
舊西藏不是從未到過西藏的希爾頓想像中的“香格里拉”。一位最早進入西藏的解放軍戰士回憶，“農奴們對主人與喇嘛，都非常害怕，那是一種發自骨子裏的恐懼，他們説話時，甚至都不敢抬頭去看他們的臉，生怕他們一不高興，惹來滔天大禍。”
95%以上的人生活在日日夜夜的恐懼中，這樣的地方難以被稱為“人間仙境”。
民主改革後，廣大農奴獲得了土地和自由，從恐懼中解放出來。他們感謝新生活，把解放軍叫“金珠瑪米”，菩薩兵；把毛主席看成象徵智慧的文殊菩薩的化身。直到今天，許多農奴後代家中的佛堂上，供著佛像、菩薩像、宗教領袖像，還有毛主席像。
就在此時，嚮往香格里拉的西方人把對西藏的美化，一轉而變為對西藏的醜化，持續了50年。
中國藏學研究中心研究員杜永彬等對本刊記者説，西方人誤讀西藏，有東西方思維方式的差異。東方人重辯證思維，思考問題強調對立的交叉與和諧，西方人思考問題重對立的矛盾和鬥爭。但這個誤讀更是由於情感上的距離和政治上的偏見，他們的有意誤讀，是不認可中國的發展與現代化。
一些西方人因此陷入困境無法自拔——西方媒體將傳統西藏描繪成“香格里拉”，西方的電影、書籍、報紙等共同塑造了“香格里拉神話”，從“香格里拉神話”發展到被“香格里拉”神化。
固執于矛盾和鬥爭的西式現代化，無法存活于西藏；固執于自己好惡的尺規，拒絕現實，也一定會成為囚徒，不管是哪一種。
2008年6月27日，美國遊客在拉薩老城區八廓街拍照。
當日，西藏入境旅遊開放後接待的首個美國旅遊團隊遊覽了拉薩著名寺廟大昭寺和老城區八廓街，參觀了西藏自治區藏醫院的唐卡陳列室。 新華社記者胡星攝
傳統與現代的疊影
西藏，如今是一幅傳統與現代並存融合的圖景：八廓街上，有賣給遊人的唐卡、卡墊、藏刀、轉經筒，也有內地的種種日常生活用品。日喀則農宅中，一邊是供著佛像和班禪像的經堂，另一邊是擺著進口大彩電的客廳，廚房裏，一邊是燒牛糞餅的火爐，一邊是煤氣罐和沼氣爐。哲蚌寺和扎什倫布寺等寺廟裏，酥油燈和吊頂電燈上下輝映……
傳統從來不是變動不居的。從來自普陀山的獼猴傳説，到苯教的創立與雅隆悉補野部落的崛起，再到吐蕃王朝的興盛與大唐、南亞佛教的傳入，又經政教合一併納入元明清版圖。儘管雪域高原相對封閉，但其內部的發展及與外部的交流從未停歇，作為多元一體中華文明的一個分支，其自身也是多元一體，開放包容的心胸造就了博大精深的底蘊。拉薩中心的標誌性建築大昭寺，便融合了藏、唐、尼泊爾、印度的建築風格，成為藏式宗教建築的千古典範。
現代化事物進入西藏，是時代進程的一個部分。而在保護傳統和文化多樣性上，西藏走在前列。
比如西藏的寺廟，對外來遊客要收幾十上百元的門票，旺季時還限制人數與時間，而對朝佛的藏族群眾或不收分毫，或僅象徵性地收取一兩元錢。西藏的天葬習俗，也通過相關法規予以尊重和保留。
扎什倫布寺一位年輕僧人頗有興致地講起，在全國遭難的“文革”時期，中央領導特意把布達拉宮和幾大寺改為國家糧庫，紅衛兵和造反群眾就不敢衝擊了。
近二三十年對拉薩舊城的改造也是保護傳統的一個範例。在以大昭寺為“心”、八廓街為“脈”方圓一平方公里多的老城區，依“修舊如舊、保持原貌”原則，在完成道路、水電改造後及建築物內部的結構的部分改變後，典型的藏族建築精髓和藏族生活傳統被完整保存著。
活生生的傳統才具有現代價值。援藏幹部、日喀則地區文化局副局長李作言向本刊記者介紹，日喀則已舉辦七屆珠峰文化旅遊節，珠峰東南側定結縣陳搪鄉的夏爾巴人是這個節日的明星。他們每次都會提前三四個月排練，一到節日，先步行五六個小時，再開十多個小時拖拉機來到市區，在扎什倫布寺前廣場佈置的現代化舞臺上表演他們的原生態歌舞，“純美、樸素，有種原始的和諧的味道”李作言説。
西藏社會科學院藏文古籍出版社的藏族學者次旦在整理古籍（2008年3月26日攝）。新華社記者 普布扎西攝
神聖難以被染污
傳統與現代相疊的背後，是神聖與世俗的交織。藏傳佛教是西藏傳統文化的最重要一部分，滲透于西藏的一切時、一切處。西藏的神聖一面，和光同塵，未曾改變。
一千三百多年前，當大唐和尼泊爾的兩位公主帶著佛像來到拉薩時，這裡還是一片荒凉的沼澤地，待布達拉宮與大昭寺拔地而起後，神聖與世俗的權力一併確立，這個海拔3600多米的相對低地成為雪域高原人們心目的“最高峰”。
後來的朗達瑪滅佛與吐蕃王朝的崩潰，也是宗教衝突與世俗之戰相混。隨後數百年，拉薩幾乎成為被遺忘的邊陲小城。直至1409年，宗喀巴的傳昭法會使這裡再次成為信徒們“神聖之城”，政教合一的逐漸強化亦使得它成為世俗政治、經濟、軍事、文化中心。
1936年，英國人斯潘塞 查普曼在《聖城拉薩》中記載説，這座圍繞大昭寺發展起來的小城，聚集著僧侶、信徒、貴族、乞丐，充滿市民氣息，同樣有著某種莊嚴的神聖：“當一縷陽光在布達拉宮金色屋頂上閃爍時，會讓你激動不已。”
神聖與世俗的交織，源於人的靈魂與身體的二重性，對精神家園與物質家園的雙重追求。近幾十年，中國在經濟發展之後，物欲與身體欲氾濫，現代化進程在一定程度上被扭曲為無法滿足的慾望陷阱，喪失了幸福的感受。這些年，為重尋精神家園，內地上下已付出更多努力。
這正是“藏漂”們內心難以言説的願望。在他們眼中這塊精神與生態的“凈土”，是不可多得的心靈棲息之地，“回到拉薩”，是藏民遊子的呼聲，也是這些外來者的心聲。
西藏的神聖難以被染污。哲蚌寺寺管會常務副主任阿旺群增對本刊記者説，從上世紀80年代十世班禪大師提出“以寺養寺”以來，寺廟興辦農場、公司有了收入，信徒的供奉、佈施也多了。現在學經班的僧人可以一心一意，不必像過去一樣為生活來源操心。他作為“幹活的”，每半年可發五千多元工資，現在用的手機就是花三千多元從成都買來的，與內外聯繫很方便。
很多農村藏民説，現在條件好了，去寺廟的道路更通暢，家裏的經堂也更完備，他們可以更方便地進行宗教活動。當然年輕一代也有不少忙於工作、奔前程，與父輩的活動漸行漸遠，“這是他們的自由，只要不做壞事就行。”格桑次仁説。
受訪的中國的藏學家們認為，今天“現代化的觀念正在深入到大部分藏傳佛教信仰者的心中，而且支援藏傳佛教在某些方面改革和向現代轉換的人也很多。”
林芝農業技術員次仁卓瑪有一次去教當地村民殺蟲，很多百姓守持佛教“不殺生”的戒律，不願用他們稱為“毒水”的農藥。
“後來有些人去問活佛，活佛告訴他們，為了保護莊稼而殺害蟲沒錯。”次仁卓瑪説，村民們這才願意使用農藥，但在打藥之前，還是要先焚燒松柏樹枝，這是他們和神對話的一種儀式。
“西藏經驗”可期
本刊記者在藏地多個農村接觸到的農民，生活條件較好的會講如何積善行德，而貧困的多希望改善生活，如修個新房，買個拖拉機。
西藏，似乎更有條件享受現代化的利益，而避免其有害的一面。
在西藏普通民眾中，“現代性問題，如人對自身命運的不確定性、對他人、對環境的焦慮感，還沒有出現。”從上海來到西藏兩年後，李作言作了如是結論。
他認為，此處獨特的精神信仰氛圍與生態環境，決定了出現現代性焦慮的可能性不大，生態並不全然指凈土，還包括較惡劣的生存環境，“氧氣都上不來時，你還想這想那？”
“即使有焦慮，他們化解的方式也比較多”，逛林卡、唱歌跳舞、呼朋喚友一起喝酒等，是藏民的生活常態。
在西藏工作生活38年的孫勇認為，藏民的“真善美程度較高”。
有一年下鄉，一位十六七歲的藏族姑娘擋在公路上向孫勇他們招手，他們還以為她家裏出了事，下車一問，姑娘有些羞澀地講，“家裏剛做了新鮮酸奶，你們要不要去吃？”後來知道，家裏只有她和妹妹兩人，父母放牧去了，“她們心中沒有‘壞人’的概念。”孫勇很感慨。
人間天國難得，心中凈土可求。清洗貪嗔癡，人心乾淨，天地才會乾淨。人心和諧，世界才能和諧。
北京大學教授葉朗説，中華文化中大可開掘出人類社會共同的普適價值。同樣，藏學專家們也認為，作為中華文化中獨特的一支，西藏文化也有可啟示全中國、全世界的價值所在，不是只作為一種對邊緣事物的獵奇性消費。
今年“3 28”50週年大慶時，西藏宣佈其新的目標是到2020年實現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到新中國成立100年時同全國一道實現現代化。孫勇説，西藏起步雖晚，但有些方面比內地一些省還好，如對傳統和生態的保護，西藏的後發也正是其優勢所在，甚至可提供在經濟社會發展和人自身發展的“西藏經驗”。（文/《瞭望》新聞週刊記者湯耀國 尕瑪多吉 劉江 胡星 顏園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