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幅員如此遼闊、人口如此眾多的國家,在30年中經歷這麼大規模、這麼多層次的改變,這在世界上是前所未有的。”談到中國改革開放以來的變化,荷蘭萊頓大學漢學研究院院長柯雷教授如是説。
1986年,柯雷作為一名留學生,首次踏上中國的土地,在北京大學學習中文。此後,他多次赴華參觀或講學,親眼目睹了中國的滄桑巨變。柯雷近日在接受新華社記者專訪時,對中國“不可思議”的變化感慨不已。
20多年前初到北京的柯雷,對許多事情都是第一次經歷。例如,在荷蘭習慣了獨享私人空間的柯雷,不得不與其他人同居一室。宿舍各種設施比西方遜色不少,電話也是一棟樓的學生共用一部。柯雷微笑著回憶説:“其實外國留學生的宿舍比中國學生的好多了。我去過中國朋友家,他們的住房條件更差,廚房簡直轉不開身。要説物質條件,中國現在比當時強得太多了。”
柯雷認為,比硬體條件改善更大的是軟環境的改變。柯雷説,上世紀80年代的北大,不太鼓勵外國留學生和中國學生交流或與中國學生同住一個宿舍,更不允許留學生到校外找宿舍。“現在完全不同了,中外學生交流非常自由,留學生在校外找宿捨得也很多,”柯雷説。
柯雷現在每年都要去中國,也經常到中國朋友家做客,有時為了感興趣的學術問題還會徹夜長談。他説:“作為外國人,現在到中國感覺很輕鬆。這和以前不可同日而語。”
柯雷認為,現在中國的學術氛圍比以前更開放、更健康。他説:“在學術觀點上差不多什麼都能説。在因特網上也能感到很自由的辯論氛圍。”他回憶起1986年在北大中文系旁聽課程時,他在課上舉手向老師提出不同意見,還站起來與老師爭論,結果被視為嚴重的“課堂事件”。時隔20多年,中國的情況已有很大改觀。這幾年我在中國大學講學時,課堂上經常有激烈辯論的場面。
作為一名人文學者,柯雷對30年來中國人心理層面的變化很感興趣。他認為,改革開放使得中國社會在道德倫理方面發生了深刻改變,這些變化很難用好或不好來形容,代溝問題就是典型例子。他説:“(上世紀)五六十年代初,兩代人之間的代溝,遠不如八九十年代的兩代人之間那麼深。現在中國的年輕留學生,價值觀和父母之間有很大差別,在盡孝的方式上也和以前大不一樣。這也反映出社會的多元化。”
柯雷對30年來變化感受頗深的還有海外“中國熱”的興起。柯雷説,他剛到中國時,北大對外漢語教育中心還只有400多名留學生;現在該中心已經擴建成一個學院,留學生已超過3000人。
柯雷説,隨著中國的經濟發展及對外交流的擴大,在荷蘭公眾心目中,中國的形象也在悄然改變。過去在荷蘭,人們一提起中國就感到遙遠和神秘,不少學生是因為嚮往“異國情調”而考入漢學院的。如今,中國已不再那麼神秘,甚至在萊頓的超市買菜時也能聽見有人説漢語,而中國經濟的崛起已是一個世界話題。
儘管越來越多的人開始關注中國,但柯雷感到,荷蘭社會對中國的了解仍然比較少。柯雷説:“現在不少荷蘭公司找我們諮詢中國的情況,荷蘭媒體也經常向我們了解中國的情況。在加強荷中相互了解方面,有很多工作可以做。我希望更多的荷蘭人關注中國,希望我的學生越來越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