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關於儒學在大陸發展問題
與會專家學者探討清代漢學家惠棟的中和思想，從清末到五四新文化運動儒學獨尊地位的動搖及困境，新中國建立後梁漱溟與馬克思主義的關係，正確評價孔子儒學關係到中華民族精神家園重建，儒家樂教思想與和諧社會建設等問題。
中國社科院汪學群研究員的論文《惠棟中和思想要論》，論述清代漢學家惠棟的中和思想，包括以《周易》爻位論中和，二五爻為中，相應為和；天地人之間中和，中夏中冬為兩中，中春中秋為兩和，把握自然中和有利於生産生活；心性修養上以未發已發論中和；禮恰如其分是為中，樂為禮潤色是為和；建國治國尚中和，帝王修身治國要中和，不中和就沒有所為和王道之治。中和是潛在的存在，把它變為實踐需要人為努力。
中國社會科學院左玉河研究員的論文《從尊孔到排孔：儒學獨尊地位的動搖及困境》，論述儒家思想核心綱常倫理是典型封建人倫關係，儒家將家族人倫關係政治化，提出忠孝合一、家國合一、道德教化思想，認為治理國家靠統治者道德教化和自身道德修養。晚清時包括西方傳教士，康有為等維新派，西學中産生的知識階層，嚴厲批判封建君主專制，使儒家綱常名教包括儒家天道觀、天人觀、義利觀、本末觀、社會倫理觀、民族國家觀等受到空前衝擊，儒學逐漸失去獨尊地位而陷入空前困境。五四時激烈反孔是清末排孔的繼續和發展，新文化運動傳播民權平等思想，蔑視封建綱常倫理，削弱它意識形態地位，使中國文明結構核心發生變化。
中國社科院鄭大華研究員的論文《新中國建立後梁漱溟與馬克思主義之關係初探》，主要論述現代新儒學代表人物梁漱溟在建國後“吸取、利用、儒化”馬克思主義問題。“吸取”是接受馬克思主義個別觀點，修正自己以前否認階級和階級鬥爭等錯誤認識，“利用”是“借取”馬克思主義個別觀點説明自己思想，“儒化”是用本人思想詮釋馬克思主義和毛澤東著作。1949年後第一代現代新儒家大都留在大陸，他們與馬克思主義的關係，大至是放棄新儒學思想，改信馬克思主義，或堅持新儒學思想，沒有接受馬克思主義，或堅持新儒學基本思想，接受過馬克思主義影響，儒化馬克思主義、毛澤東思想。反省1949年後梁漱溟與馬克思主義的關係，可為正確認識和處理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傳統文化關係提供有益經驗教訓。
曲阜師範大學孔子文化學院宋立林先生的論文《微孔子，我們將“無家可歸”》，認為討論中國思想文化繞不開孔子，這事關傳統文化和民族精神家園重建。改革開放以來物質生活豐富，但精神文化生活發生危機，人類文明面臨嚴峻挑戰，引起國人普遍關注。倒是諾貝爾獎獲得者在1988年巴黎宣言中提出：人類在21世紀生存必須回到孔子那裏尋找智慧。90年以來讀經運動從臺灣蔓延到大陸，國學驟然升溫，祭孔規格越來越高。中共十七大將建設中華民族共有精神家園提上日程，這會推動傳統文化復興和中華新文化建設。儒學自漢代“獨尊”後成為官方意識形態，但儒學並非等同傳統文化。孔子思想特點和價值所決定他是聖人。儒學特質帶有人文教化和宗教性特徵，以六經為依託進行社會教化，以實現政治有序與社會和諧。肯定儒學思想宗教性不意味著可重建儒教。
北京行政學院副教授鄯愛紅的論文《儒家樂教思想與和諧社會》，對儒家樂教思想與和諧社會的關係提出如下看法：儒家樂教不是單純藝術教育，而是人格教育和政治教育，儒家將樂教看作是促進人格和諧、社會和諧、人與自然和諧重要途徑；儒家為發揮樂的教化作用，對樂有選擇和限定，認為並非所有的樂都有積極教育意義，只有內容與形式都符合“和”的精神“德音”，才能對培養和諧人格、調節人際關係、實現天人和諧發揮積極功能；繼承和發揚儒家樂教思想精華，建立與現代社會相適應的新型樂教,對和諧社會構建具有重要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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