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父母深陷保健品騙局 男子成立公司防老人受騙

　　“藥盒子”裏頭撈父母

　　中國青年報中青線上記者 袁貽辰

　　陳傑覺得自己一直在輸。自從發現父母深陷保健品和投資騙局後，這個43歲的成都男人就開始節節敗退。他無法攔下一個接一個被父母帶回家的“好項目”，也沒能追回家人被騙走的投資款，他甚至一度不能主導半身不遂的母親如何進行康復治療——比起正規醫院，家人選擇四處向“神醫”求藥。

　　他發現自己被捲進了一場爭奪父母的“拔河賽”，用盡全力卻眼睜睜看著父母滑向騙子那邊。他辭掉工作，創辦了一家公司，專門“防止老年人上當受騙”。他決定，死磕那些騙子。

　　他以公司的名義開設了一個微信公眾號，專門受理受騙老人及其家人的投訴。根據老人提供的資料，陳傑免費對他們的消費或投資行為進行分析，再給出具體的維權建議。這些經驗，都是他為父母的事奔走時攢下的。

　　媒體報道後，公眾號後臺每天都能收到幾十條留言和投訴。他把所有心思用在上面，隨時準備跳上公交車，從城西跑到城東，去政府相關職能部門挨個反饋情況。手機永遠挂在脖子上，“方便拍照取證和接打電話”。

　　他加班加點地總結保健品詐騙、醫療詐騙等13種詐騙形式的特徵，每一種都附上投訴和維權的熱線及方法。他還計劃拍一些利於傳播的小視頻，教更多人分辨騙子。

　　他已經很快了，卻依舊覺得“趕不上騙子進化的速度”。最近發現，就連在以前他認為和保健品騙局沒什麼聯繫的農村，也有人從城裏帶“好東西”進來，把劣質的洗腳盆賣出幾千元的價格。

　　在他看來，騙子從最早的鑽空子到如今發展成一個龐大的産業，行騙方式和套路都在不斷演進。與此同時，“社會大眾還把老人被騙當成稀鬆平常的事，認為很輕易就可以預防。”陳傑説，自己推廣防騙理念為老人服務時，感受到的最大困難其實並不是老人難以理解這些知識，而是“老年人身邊的人不把這個當回事兒”。

　　陳傑曾經也是個不把這當回事兒的人，直到今年3月他發現，在父母那個被名目繁多的“投資項目”和“神藥”包圍的家，自己已經快沒有落腳之地了。

　　那時，家裏的抽屜塞滿了母親胡效敏幾年來攢下的各類借條、協議和投資證書，這位70歲的老人把80萬元的積蓄悉數砸了進去，只為“幫助國家解決困難”和“給兒子孫子留點兒遺産”。

　　母親癱瘓有些日子了。發現自己可能被騙後，她邁著越來越沉重的步子，把這些遍佈成都市的公司反覆走了幾十遍。但一次次的奔波後，等來的卻只有閉門羹。後來，胡效敏得了腦梗塞，兩條腿像麵條一般軟綿綿的，這個老人再也抬不起腿去要錢了，最終才向兒子坦白一切。

　　如果可以，這些被騙的事，她一個字也不想説。就像和那些受騙老人聚在一起時，他們從不談論被騙的事兒一樣，“哪個説這個喲，太傷心了。”胡效敏説，被騙的老人只會結伴坐公交車去維權，一次次無功而返後感嘆一句，“這個社會為啥會有這些壞人啊，我們太造孽了，沒得人救我們。”

　　那段日子，母親跟兒子絮叨，“有哪個人來幫幫我們就好了。”

　　陳傑那會兒也不知道該怎麼辦。他整理母親的各個投資項目，挨個兒求證、投訴、反映意見。可是，騙子公司早已人去樓空，幾個月下來，陳傑沒能為母親追回1分錢。

　　他反思過，是自己忽略了父母，這才讓騙子乘虛而入。所以，“要多給父母打打電話，關心一下，就可以預防這些騙子了”。

　　可發現母親受騙後，他還是沒能贏下電話聽筒的主導權。那些母親電話被佔線的時刻，一個又一個年輕聲音密集地轟炸病床上的母親。有人邀請母親去“領小禮品”，有人力邀胡效敏“來考察一下我們的新項目，肯定能賺錢”。

　　“人都病了，不要打來了。”胡效敏合上手機蓋。沒多久，電話又響起來了。

　　身為退伍軍人的父親也一直瞞著家人，在一個“老戰士俱樂部”做理療，買“神藥”。甚至，這個老人宣佈，要把妻子接上，送到俱樂部裏請“專家”治療。

　　陳傑的弟弟壓不住火氣，和父親爭吵起來。混亂中，父親抽了弟弟一耳光。弟弟不敢還手，大吼一聲，握緊拳頭砸向了餐桌的大理石臺面。

　　弟弟的手變得鮮血淋漓，骨頭也折斷了，最終還是沒有攔住父親。到了母親該去醫院做康復訓練的日子，父子倆為了胡效敏的去向鬧得不可開交。陳傑跑去了那個“老戰士俱樂部”，抄起椅子就開始砸，砸爛了桌子，砸碎了椅子，又拿著被砸破的椅子腿去戳皮質沙發。

　　出完了氣，他發現自己又輸了，“我可以砸掉那些地方，卻依然挽回不了家人。”

　　這種無力感，他在成立公司後常常也能感受到。有人向他訴苦，父母怎麼也不聽勸，證據擺到面前也不信。還有人説著説著眼淚都要掉下來了，“她跟騙子更親”。

　　這種感覺，陳傑明白。幾個月前的一個週六，送完孩子上輔導班，他趕去父母家，只看到空無一人的屋子。母親的電話無法接通，他找遍了周邊的街道，給所有親人打電話，沒人知道父母的去向。當晚，他報了警。

　　幾天后，父親在電話裏告訴陳傑，自己開車帶胡效敏去北京“治療”了，“三個月就能重新站起來”。

　　挂上電話，陳傑哭了。

　　父子倆已經很久沒説過話了。這個中年男人不知該如何開口，他唯一能確認的是，“要讓自己忙起來，一停下來想這些事，心裏就難受”。

　　他拿出紙筆，開始一點點詢問母親受騙的經過。越問越是心驚——公交車站、超市賣場，甚至是小區樓道，傳單和騙子無處不在。他們從做檢查、提菜籃子開始，一步步發展到去家裏打掃衛生一起做飯，再成了乾兒子和乾女兒，最後老人理所當然地被騙。

　　“這不是提醒父母一兩句就能預防的。”陳傑搖搖頭，對中國青年報中青線上記者説，“就像是赤身肉搏的人面對著飛機坦克，組織嚴密的對方研究了你的性格、心理，一點點用套路攻破，別説老年人了，這樣研究我們，誰能拍著胸脯保證不會受騙？”

　　他心疼活動空間被束縛到床上的母親。退休前曾是小學語文老師的母親告訴陳傑，被騙都是因為自己錯了，“學習不行了，笨了”。

　　“你沒錯，是騙子厲害，你哪做錯了？”陳傑聽著眼淚快出來了，“你只是老了。”

　　陳傑很清楚，這些年，老人被騙的新聞不少，自己身邊也有許多老人受騙。可發生後，聽到的大多都是子女對父母的埋怨。這個中年男人眼看著受騙的老人被打上了傻、笨、不看新聞的標簽，“好像老人被騙就是活該，可人老了大腦退化是正常的，今天我們嘲笑諷刺老人，幾十年後我們就能躲過這些嗎？”

　　他想讓自己的公司盡可能多地戳穿針對老年人的騙局，讓大眾意識到騙局背後不斷“進化”的騙子。為此他口袋裏永遠揣著好幾個小金桔，趕路時匆匆剝皮一口塞進去，一日三餐怎麼簡單怎麼來，妻子説他“過得像個單身漢”。 這幾天，因為不斷和受騙老人及家屬溝通，他的嗓子變得沙啞，打電話時連母親也分辨不出他的聲音了。

　　接到投訴説想認定有美國某組織戳章的保健品，不會説英語的他抓起電話就撥給美國駐華領事館。看到父親所在的組織號稱和中央某部門有關，他就一筆一畫地給這些部門寫信求證。

　　他已經有些累了，列印的東西會被他落在店裏忘了拿，眼睛總是佈滿血絲，跟人算賬會記不清自己給沒給過鈔票。

　　整日坐在輪椅上的母親心疼他，一個人做這事不容易，會祈求每一個來訪的客人，“幫幫他嘛，幫幫他嘛”。一旁的陳傑不好意思地笑起來，其實他心裏知道，幫助他的人已經很多了，比如家附近的彩票店、水果店和家政店無償為自己挂起了宣傳海報，水果店的老闆娘甚至還會幫他主動給老人發“反詐騙的傳單”。

　　還有越來越多的大學生志願者加入他的公司。楊皓嵐是其中之一，這個姑娘在微博上看到陳傑的故事後，和同班的幾個小夥伴商量好一起加入。

　　楊皓嵐的老家在四川農村，爺爺就花幾千元買過劣質的洗腳盆。過年回家後，她把腳放進去，不到30秒就疼得受不了。後悔的爺爺也不跟子女説這事兒，默默把機器放到了房子的角落。

　　回到城市的楊皓嵐決定，“不能當沒有看到這件事”。“你也可以選擇沉默，那樣會安全。但騙子會因此收手嗎？如果放任不管，只會讓一個又一個家庭捲入，最後沒人躲過。”她説。

　　這個不滿20歲的姑娘和她的同伴因此常常需要消化很多無能為力的悲傷。他們和陳傑曾一起為一個80多歲的老人服務，老人給老伴治病的錢被騙去買了保健品，他們跑了很多個部門，反映了很多問題，寫下了很多説明，但銷售保健品的公司早早地溜之大吉。

　　看著老人絮絮叨叨又擦眼淚的樣子，她覺得無力又難受。

　　但是陳傑告訴她，“老人被騙後，會受到來自家人的二次傷害。我們傾聽他們幫助他們，哪怕只是給他們多一點點的心理安慰也是好的。”

　　何況，每一次走進政府相關職能部門，他都能感知到對方態度的變化。儘管追回資金依舊困難，但填寫完資料後，有工作人員抱著材料站在走廊也要聽完陳傑講述，公司磕磕絆絆的發展歷程，最後送上一句鼓勵。

　　一個“每天都能看到老年人被騙”的年輕人説，陳傑像是為這些老人開了一個“心理康樂中心”，陪伴那些因受騙而不安的老人，“就這一點，我就特別特別敬佩他”。

　　只是，這場“拔河”比賽，陳傑贏的可能性還是太小了。

　　他把母親送到正規醫院，開了藥，還安排了康復治療的療程，打算陪母親一點點熬過這段艱難的日子。

　　但當他去家裏探望母親時，卻經常發現一排排沒有包裝標簽的“神藥”，正規醫院開的藥不知道被塞去了哪兒，一問，那些“神藥”都是父親拿回來的。

　　另一個賽場上，繩子那頭也沒有鬆動的跡象。一次又一次無功而返後，有人問他，“你這樣能行嗎？”更多的人會勸他，“我們都投訴過了，真沒辦法，任何人都解決不了這個問題”。

　　“沒錯，大家早晚都會明白，沒有一個部門或者個人能夠應對這種挑戰。想要戰勝這些騙子，就必須全社會合力。”陳傑每次的回答都一樣。

　　他依舊會一次次找到社區的工作人員，和對方商量該如何勸説老人。社區年輕的工作人員無奈地搖搖頭，“我還能做點什麼呢？”話説完了，一陣沉默後，兩個人還是決定要和警察一道，再去老人家裏一趟，“至少再試一次吧”。

　　他很清楚，自己的“跑腿”不會立竿見影，可是“跑一次、再跑一次，就會讓更多人看到，大家會知道這個問題的嚴重性，會明白哪些是我們的權利，會清楚我們應該如何去捍衛自己的權利。”

　　其實，就連公司會不會明天關停他也説不準。面對強硬的父親、人身安全的威脅，這家註冊金額僅10萬元、員工僅1人的公司隨時可能倒閉。但他也想好了之後的路，“這些經驗會留下，日後有類似公司，我會第一個加入”。

　　那個如今擁有800多個粉絲的微信公眾號就是他眼中的經驗。公號被取名為“保護傘烏托邦”，前三個字是母親取的，意思是“人人為傘，傘為人人”。後三個字是他想的。他知道，公司的誕生維繫都有些烏托邦性質，但卻依然願意“永不放棄，永遠嘗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