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1940年時，沈從文在西南聯大任教，開“現代文學”、“習作”等課程。因授課，他便將自己對作家作品的理解和感受，寫成文字，同時發表出來。在“習作舉例”這個大題目下，他發表的第一篇是《從徐志摩作品學習抒情》；第二篇牽涉對周作人和魯迅的比較評論：
周作人和魯迅的作品……一個近於靜靜的獨白，一個近於恨恨的咒詛。一個充滿人情溫暖的愛，理性明瑩虛廓，如秋天，如秋水，於事不隔。一個充滿對於人事的厭憎，感情有所蔽塞，多憤激，易惱怒，語言轉見異常天真。
寫這篇比較文章時，周作人已經“落水”，淪為漢奸。值此民族危亡之際，沈從文卻從文章角度，盛讚周作人之“充滿人情溫暖的愛，理性明瑩虛廓”，甚至“如秋天，如秋水，於事不隔”。真可見其文人迂闊一面。這且不説，他還將周與魯迅作比，對魯迅用了“充滿對於人事的厭憎，感情有所蔽塞，多憤激，易惱怒……”“冷嘲熱諷”、“充滿與人與社會敵對現象，大部分是罵世文章”這樣的語匯，這就不能不引起讀者，尤其尊崇魯迅人格作品者的反響。
沈從文與愛妻張兆和
本文摘自：光明網，作者：楊建民，原題：《沈從文評議魯迅與聶紺弩的辯駁》
現今我們見到沈從文晚年的照片，多是平靜的滿面笑容，看去祥和極了。但是，當我們閱讀他青年及中年的一些作品時，卻常常感到其中的執拗及剛直。這樣看來，錢鍾書的一句評價倒是觀察得較為深入：“從文這個人，你不要以為他總是溫文典雅。骨子裏很硬。不想幹的事，你強迫他試試！……”
沈從文中年時就引發過幾次相關的文壇論爭。1933年，沈從文以《文學者的態度》一文，引發了文壇“京派”、“海派”的爭論。在上海的魯迅，也以《“京派”與“海派”》等文章參與；隨後由於國民黨查禁書籍，沈從文寫了《禁書問題》，又引發了有魯迅參與的不同評論；一年多後，沈從文發表《談談上海刊物》，批評當時上海一些刊物為謀求銷路、不惜“針對一個目標”、向“異己者……無憐憫無節制的嘲諷與辱罵”，並稱這不過是一種“私罵”，“精巧的對罵”云云。魯迅再次以《七論“文人相輕”——兩傷》，對沈從文提出批評。魯迅與沈從文之間的論爭並不算多麼緊張激烈，可是，這卻是後來聶紺弩對沈從文文字辯駁的重要背景，所以值得略加回溯。
此後沈從文還在1936年10月發表文章《作家間需要一種新運動》：“覺得大多數青年作家的文章，都‘差不多’。文章內容差不多，所表現的觀念差不多。……凡事都缺少系統的中國，到這個非有獨創性不能存在的文學作品上，恰恰見出一個一元現象，實在不可理解。”對這樣的“差不多”，沈從文指出原因：“説得誠實一點，就是一般作者都不大長進，因為缺少獨立識見，只知追求時髦，結果把自己完全失去了。”此文發表時，魯迅已逝世，但茅盾及多位左翼作家，對此反響強烈……看來，沈從文骨子裏，確實有相當強烈、直率的成分。
1940年時，沈從文在西南聯大任教，開“現代文學”、“習作”等課程。因授課，他便將自己對作家作品的理解和感受，寫成文字，同時發表出來。在“習作舉例”這個大題目下，他發表的第一篇是《從徐志摩作品學習抒情》；第二篇牽涉對周作人和魯迅的比較評論：
周作人和魯迅的作品……一個近於靜靜的獨白，一個近於恨恨的咒詛。一個充滿人情溫暖的愛，理性明瑩虛廓，如秋天，如秋水，於事不隔。一個充滿對於人事的厭憎，感情有所蔽塞，多憤激，易惱怒，語言轉見異常天真。
周作人的小品文，魯迅的雜文，在二十年來中國新文學活動中，正説明兩種傾向：前者代表田園詩人的抒情，後者代表艱苦鬥士的作戰。一取退隱態度，只在消極態度上追究人生，大有自得其樂意趣；一取迎戰態度，冷嘲熱諷，短兵相接，在積極態度上正視人生，也儼然自得其樂。對社會取迎戰態度，所以魯迅的作品，便充滿與人與社會敵對現象，大部分是罵世文章……
寫這篇比較文章時，周作人已經“落水”，淪為漢奸。值此民族危亡之際，沈從文卻從文章角度，盛讚周作人之“充滿人情溫暖的愛，理性明瑩虛廓”，甚至“如秋天，如秋水，於事不隔”。真可見其文人迂闊一面。這且不説，他還將周與魯迅作比，對魯迅用了“充滿對於人事的厭憎，感情有所蔽塞，多憤激，易惱怒……”“冷嘲熱諷”、“充滿與人與社會敵對現象，大部分是罵世文章”這樣的語匯，這就不能不引起讀者，尤其尊崇魯迅人格作品者的反響。
1940年四五月間，當時還年輕但已在文壇頗有名聲的聶紺弩，來到抗戰時期風雲際會的桂林。在這裡，他寫出了雜文名篇《韓康的藥店》，讀到了沈從文這篇比較魯迅周作人的文章。魯迅生前，雖在文章中捎帶譏諷過聶紺弩，但對魯迅的文字及精神，聶紺弩極為敬佩。此次見到沈從文的文章，他便立即出手，拿出雜文家的巧思及筆調，對其進行反駁。
聶紺弩的辯駁文，題目看起來並沒有火藥味：《從沈從文筆下看魯迅》。文章首先引述了沈從文對魯迅周作人相較的一節文字，繼而撇開周作人，專談説魯迅的內容：“沈先生不是魯迅崇奉者是週知的。連沈先生也説魯迅‘代表艱苦鬥士的作戰’，‘迎戰態度’，‘在積極態度上正視人生’……從這一意義上看，沈先生的一句當得別人的十句百句。”
對於沈從文説魯迅“對於人事的厭憎，感情有所蔽塞”、“憤激”、“惱怒”、“罵世”、“冷嘲熱諷”等等，聶紺弩當然是不滿的。但是，他的反駁方式，不是自己逐條加以議論評述，而是有針對性地選用魯迅文章的段落，予以駁斥。如此一來，魯迅文章的預見和生命力可一目了然。
譬如説到沈從文以為魯迅“罵世”，聶紺弩引出了兩節魯迅的文章來回應。一節是：
我想，罵人是中國極普通的事，可惜大家只知道罵而沒有知道何以該罵，該誰罵，所以不行。現在我們須得指出其可罵之道，而又繼之以罵。那麼，就很有意思了，於是就可以由罵而生出罵以上的事情來的罷。”（魯迅通訊《復呂蘊儒》）
此節雖是通訊，但議論之深入，文字的曲折生趣，實在可以給人理智和情感兩方面的啟迪（現今的許多雜文，實在應該留意學習魯迅對文字的講究和喜愛）。
第二節，聶紺弩引了魯迅名文《論諷刺》中的文字：
假如你到四馬路去，看見雉妓在拖住人，倘大聲説：‘野雞在拉客’，那就會被她罵你是“罵人”。……但事實呢，卻的確是‘野雞在拉客’，不過只可心裏知道，説不得，在萬不得已時，也只能説“姑娘勒浪做生意”，……這才不是罵人……
魯迅這段話的意思是，有時所謂“罵人”，其實不過是寫實，是道破真相而已；對於社會惡現象，有時是常常需要揭破遮掩的“罵人”手段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