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不過即使按照這樣的演算法，王先生還是不得不承認，魯迅全家的“生活水準”在1923年7月以後就“已接近上等”，之後更有些階段過著“上等”或是比“上等”更好的“寬裕”、“很富裕”的生活。這些標準的劃分依據從何而來，王先生依然沒有説明。這樣測算出來的“生活水準”恐怕很難讓人信服。
本文摘自：《解放日報》2010年11月26日第19版，作者：倪墨炎，原題：《魯迅富不富，文壇在爭議》
魯迅是中國現代的大文豪。有人説他生活富裕，有人卻説他寒酸，實情到底怎樣？
《文化人的經濟生活》一書作者陳明遠的論斷曾廣為流傳、引用，根據他的研究，魯迅的收入水準相當於2002年時的每月1。2萬元到4。5萬元人民幣。而王錫榮在《“文豪”還是“富豪”——魯迅究竟有多少錢》一文中對此提出了質疑，他認為，若魯迅每年收入四五十萬元，那是一個富豪而不是一個文豪的概念了。這也就打破了人們以前印象中魯迅“破帽遮顏過鬧市”的窮酸相：原來魯迅富得流油。
對於這道各執一詞的收入計算題，《真假魯迅辨》一書作者給予了解析。
以日記會漏記、不記這一點，作為質疑、停止對魯迅經濟生活研究的依據，並不科學
王錫榮先生是這樣評論陳明遠先生的統計：
這個統計是並不準確的。首先，它沒有扣除魯迅所繳的所得稅。其次，對魯迅在教育部工作的1921年到1926年期間所得到的“年功加俸”，沒有確認。第三，必須澄清一個概念：《魯迅日記》所記收入並不像陳明遠説的，或人們普遍的印象那樣完全。説魯迅每一筆收入都記賬是有誤解的，更不要説支出了。例如，1921年魯迅已經有稿費收入了，這年2578元收入僅包括教育部和北大、高師的部分工資，還不包括稿費。像4月17日收到“小説月報社匯單一張”，其中是多少，就不得而知了。又9月14日收到浙江興業銀行14元，有可能是稿費，但不能肯定。其實，倘將魯迅所有發表的文字和編輯出版的書刊，應得的收入與實際的記載對照統計一下，恐怕會有較大的差距。
我們來看一看王先生的這一連串反駁是否有道理：其一，北洋政府何時何地以何種方式向公務員和大學兼課教師、業餘寫作者徵收所得稅似乎並不為人所知，也未聞及南京國民政府向自由撰稿者徵收所得稅。如魯迅有所交納，何以魯迅日記中不見記載？
其二，據《魯迅研究資料》第22輯中《社會教育司教員表》載：魯迅“年功加俸”每年360元。有人加注説：“自民國十年（1921年）十一月起，魯迅即得到360元的年功加俸。”但是查魯迅日記，以後魯迅月俸仍為300元，並無每月30元或年底360元的“年功加俸”，倒是欠薪反而越來越多。陳明遠在《文化人的經濟生活》一書中也説明瞭魯迅沒有收到過“年功加俸”的情況。
其三，陳明遠一再聲明，是以魯迅日記所載的收入為統計對象的。日記當然會有漏記、不記，而且即使所記如“小説月報匯單一張”，因沒有數目，無法統計。但這些都不影響據日記所載的統計的相對來説的系統性、全面性和權威性。以日記會漏記這一點，作為質疑、停止對魯迅的經濟生活研究的依據，並不科學。
其四，至於將“魯迅所有發表的文字和編輯出版的書刊”，倒過來統計“應有的收入”，以便與已有的記載進行“對照”，這説説便當，其實是很難做到的。僅要了解當年相關的書、報、刊的稿費標準這一項，要調查清楚就非常難。如“小説月報匯單一紙”，即使能考證出是哪篇文字及其稿酬數額，但數額恐只能估計，很難“準確”。所以，這種“倒過來”的統計，事實上是很難實行的。
陳明遠從商品價格，並通過一些家庭、社會群體的經濟生活來研究計算幣值對比，以此對照魯迅收入情況，是大致接近歷史事實的
陳明遠還做了幣值對照的工作。在2004年定稿的《文化人的經濟生活》一書中，陳明遠根據大米、豬肉、白糖、植物油、食鹽、棉布等當年有記載的市場價格的對照，修訂了幣值對比：1911至1919年，一塊錢約合今（2004年）40至50元；1920至1925年，一塊錢約合今35至40元；1926至1936年，一塊錢約合今30至35元。
筆者手頭有一本《從上海發現歷史（1927—1937）》（忻康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刊有大量的各種社會調查統計表，其中有《1926至1936年上海市零售物價表》，列有許多商品的十年間變遷的價格。陳明遠書中原只對大米和豬肉的價格進行對照，但不久前看到他書作的增訂本，已對多種商品價格進行對照。商品價格變遷和幣值對比，是經濟學、社會學研究中的一項專門課題，這方面的著作也很多。根據比對，可以説，陳明遠根據多種商品價格對照提出的幣值對比，是大致接近歷史事實的，是科學的。
陳明遠不僅從商品價格計算出幣值對比，他還通過一些家庭、社會群體的經濟生活來研究幣值對比。如他的著作初版中有一篇《1930年小知識者的生活》，是從1930年2月的《大公報》上找到材料的，説的是一個剛走上工作崗位的青年知識者，月薪50元，剛結婚，妻子不工作。他的50元是這麼分配的：房租10元（月薪的20％）、伙食費11元（22％）、衣服5元（10％）、車費3元（6％）、日用雜費10元（20％）、儲蓄8元（16％）、備用特別費3元（6％）。幾個月下來，儲蓄落了空。
這個小家庭如在1999年，按照陳明遠的幣值對比，收入當是1500元左右。住房如是單位分配的公房，房租不到300元；兩人伙食費330元，是不夠的；總體説來，這個小家庭的生活還過得去，安排得好還可有點小積蓄。陳明遠大著修訂版中仍保存這例子。這個小家庭如在2004年，收入當約1750元，物價雖然漲了，生活還過得去，但如要交幾百元的房租，那生活就緊巴巴了。從這個小家庭生活的綜合對照來看，陳明遠所擬的幣值對比，沒有太大的離譜。陳明遠著作中，還有一些工人家庭經濟生活的例子，大致也還説得過去。
陳明遠是這樣對照魯迅收入的幣值的：
1927年共收入3770元，平均每月314．17元（倪按：應為314．75元）。
1928年共收入5971．52元，平均每月497．63元。
1929年共收入15382．334元，合今人民幣53．5萬元（倪按：計算有誤，按一塊錢合30元計，為46．14萬元）；平均每月1281．86元，合今為4．5萬元（倪按：計算有誤，按一塊錢合30元計，為3．84萬元）。
1930年共收入15128．895元，合今為45．8萬元；平均每月1260．74元，合今為3．8萬元。
1931年共收入8909．30元，平均每月742．44元。
1932年共收入4788．50元，平均每月399．04元，約合今為1．2萬元。
1933年共收入10300．93元，約合今為32萬元；平均每月858．41元，約合今為2．6萬元。
1934年共收入5679．62元，約合今為17萬多元；平均每月473．30元，合今為1．4萬元。
1935年共收入5671．37元，約合今為17萬元；平均每月472．61元，合今為1．4萬元。
1936年l月至10月（實際上因魯迅病危，只能算8個月）共收入2575．94元，平均每月321．99元，約合今為1萬元。
王錫榮把傭工作為家人統計，用來平均收入，測量魯迅的“生活水準”，這是違反生活常識的，這樣測算出來的“生活水準”恐怕很難讓人信服
對於上述魯迅收入的約合數據，王錫榮又在此基礎上提出了“生活水準”的説法。他認為：“魯迅每月幾百元的收入，是‘收入水準’，而不是‘生活水準’，‘生活水準’是要看家庭人口狀況才能確定的。”當今社會衡量一個人的經濟狀況，當然先看他的“收入水準”，要進一步核計他的“生活水準”，當然也可以。
對於魯迅的“生活水準”，王錫榮是這樣測算的。他把魯迅1912年至1936年的“生活水準”分為六個時期作介紹，今摘要如下：
第一時期：1917年4月以前，魯迅月收入在230元左右，實際總供養人口至少可算6人，平均每人每月40元左右，屬於中等水準。
第二時期：1917至1923年7月，全家在八道灣大院裏，魯迅月收入到手約250元，周作人約200元。供養人口12人（魯迅、母親、朱安、作人夫婦及兩孩子、羽太重久及福子，建人夫婦及一孩子，還有管家、女工），每人每月38元左右，也屬於中等生活水準。
第三時期：1923年7月以後，僅供養自己和母親、朱安及女工，並補貼周建人、朱安親屬，月收入230元，每人每月約合50元，已接近上等生活水準。
第四時期：1926年8月到廈門、廣州後，月收入增加到400元至500元，再加稿費，供養人口僅為3人，再加上北京寓所的女工。平均每人每月可達100多元，屬於上等水準。
第五時期：1927年10月到1929年9月海嬰出生前，生活負擔4人（母親和朱安另有北京方面所得版稅，這裡的另兩人是魯迅的學生，所謂“義子”夫婦），收入達到每人每月150多元，是狀況最好的時候。
第六時期：1929年9月以後，海嬰出生，又在上海寓所增加了女工，一度曾達到兩個女工，但每人每月也達100元以上，也是很寬裕的。
王先生對於魯迅“生活水準”的這份敘述，我粗粗一讀，真感到問題成堆，統計不正確。為什麼1923年7月以前，魯迅月收入到手250元，而7月以後是230元了？魯迅在廈門、廣州期間，北京方面由北新書局每月送去版稅150元。既然北京人口和魯迅一起平均收入，那廈門期間每月收入應是工資400元+版稅150元=550元，廣州期間每月收入應是工資500元+版稅150元=650元，為什麼不把這150元計算在內？上海期間每月的收入也和史實出入很大。1917年4月即周作人到北京前，魯迅每月匯款給紹興家裏100元，其餘由他自己安排。紹興全家有全家的“生活水準”，魯迅一個人在北京有一個人的“生活水準”，為什麼要混同起來計算“生活水準”？這並不合乎實際情況。魯迅在廈門、廣州都有自己的“生活水準”，為什麼要把不生活在一起的北京家人扯在一起，搞出一個平均數，作為魯迅的“生活水準”？
顯然，這樣統計出來的魯迅的“生活水準”是不合乎實際的。傭工怎麼可以算作“家庭人口”？把傭工作為家人統計在內，用來平均收入，作為測量“生活水準”的依據，是違反生活常識的。魯迅有時接濟周建人、朱安娘家，以及有學生來住在他家的招待費用，這應算在“支出”項下，這種不固定的接濟，是不能作為“家庭人口”計算在內的。
不過即使按照這樣的演算法，王先生還是不得不承認，魯迅全家的“生活水準”在1923年7月以後就“已接近上等”，之後更有些階段過著“上等”或是比“上等”更好的“寬裕”、“很富裕”的生活。這些標準的劃分依據從何而來，王先生依然沒有説明。這樣測算出來的“生活水準”恐怕很難讓人信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