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元培于1917年1月初出任北京大學校長。當時的北大，正處於“晦霧時期”，雖然經歷了辛亥革命的洗禮，校園裏封建官僚習氣依舊，腐敗生活作風如前。蔡元培以革命家和教育家的氣魄大力整頓創新，其中的一項舉措，是組織“進德會”以挽奔競遊蕩之惡習。
緣起
民國初年北大的教員，如清末一樣大都來自政府衙門，濫竽充數不學無術者不乏其人，年年把當年陳舊的講義發給學生，在講臺上讀一遍了事。學生中多官宦和富商子弟，他們但為日後陞官發財尋求“出身”，心思與時間不是花在讀書求知上，而是專事奔競遊蕩。對此，蔡元培的《自寫年譜》中有錄：“學生於講堂上領受講義，及當學期、學年考試時要求題目範圍特別預備外，對於學術，並沒有何等興會。講堂以外，又沒有高尚的娛樂與自動的組織，遂不得不于學校之外，競為不正當的消遣。這就是著名腐敗的總因……”
蔡元培所指的“不正當的消遣”是什麼呢？請看許德珩《回憶蔡元培先生》中所雲：
蔡先生是1917年1月到北大就職的，在此以前的北大，是一座封建思想、官僚習氣十分濃厚的學府，一些有錢的學生，帶聽差、打麻將、吃花酒、捧名角，對讀書毫無興趣，教員中不少人不學無術，吃飯混日子，教課是陳陳相因，敷衍塞責。
顧頡剛《蔡元培先生與五四運動》裏有類似記述：
1913年我考入北大預科時，學校像個衙門，沒有多少學術氣氛。有的老師不學無術，一心只想當官；有的教師本身就是北洋政府的官僚，學問不大，架子卻不小。那時的北大有一種壞現象：一些有錢的教師和學生，吃過晚飯後就坐洋車奔“八大衚同”(妓女集中地段)，所以妓院中稱“兩院一堂”是最好的主顧(“兩院”指參、眾兩院，“一堂”指北大，其前身為京師大學堂)。那時在學生中還流行一種壞風氣，就是“結十兄弟”。十個氣味相投的學生結拜作兄弟，畢業後大家鑽營作官，誰的官大，其他九人就到他手下當科長、當秘書，撈個一官半職，有福同享，這樣的學校，哪能出人才？只能培養出一批貪官污吏！蔡元培先生來校之前，北大搞得烏煙瘴氣，哪像什麼最高學府？
北京大學也因此被謔稱為“探艷團”、“賭窟”。
面對烏煙瘴氣的北大，蔡元培痛心疾首，他深知“私德不修，禍及社會”，有心在校內籌組“進德會”，規範師生道德行為，凈化校風。故而到校之初，就在《就任北京大學校長之演説》中，號召師生共起“砥礪德行”“力挽頹俗”，神色凝重地説：“方今風俗日偷，道德淪喪，北京社會尤為惡劣，故必有卓絕之士力挽頹俗，諸君為大學學生，地位甚高，肩此重任，責無旁貸，為諸君計，莫如以正當之娛樂，易不正當之娛樂，庶于道德無虧，而于身體有益。”
籌劃
在民國建立時的1912年初，吳稚暉、李石曾、汪精衛等，曾在上海醞釀組織進德會，意在提高倫理道德覺悟。蔡元培表贊同支援，但在與同人商討進德會條件時，因對“不當官吏、不當議員”意見相左，所以別組一會，依宋教仁的提議名為“六不會”，後因時局變化而先後星散，未曾進行。後來，蔡元培在南洋公學同學會及譯學館校友會中，提議將嫖、賭、娶妾三戒編入校友會會章，可惜未被採納。
出任北大校長一年後，蔡元培改革北大的各種舉措已次第進行，且推進順利，隨即將組建“進德會”提上議事日程，他説：“進德會之問題，遂亦應時勢之要求，而不能不從事矣，以南洋同學會、譯學館校友會所提議而未行者，試之於此二千人之社會。”
為使認真推進，不致半途而廢，他醞釀並起草“進德會”的入會條件，徵詢師生員工意見得到相當認同後，于1918年1月19日出版的第49號《北京大學日刊》上，刊登了《北大進德會旨趣書》，作公開發起、號召。
“旨趣書”開宗明義公告組織進德會的緣起，在於增進個人道德品質，使自己成為清流之士，負起與俗流鬥爭、改良社會風氣的神聖職責。
蔡元培列舉了社會與教育界的腐敗現象，如買官賣官、賭博嫖娼、揮霍公款後，作呼籲號召雲：私德不修，禍及社會。吾人既為社會之一分子，分子之腐敗，不能無影響于全體。應作昏濁之世中的清流之士，如東漢之黨人，南宋之道學，明季之東林，集同志以矯末俗，與敝俗奮鬥。
戒律
蔡元培在《北大進德會旨趣書》開列了以“三不”即戒賭、戒嫖、戒娶妾為基礎的三個等級的會員條件，任師生員工選擇承諾：
甲種會員，不嫖，不賭，不娶妾。
乙種會員，于前三戒外，加不作官吏、不作議員二戒。
丙種會員，于前五戒外，加不吸煙、不飲酒、不食肉三戒。
他還歸納了三條入會之效用：
可以繩己，以本會制裁之，庶不至於自放；
可以謝人，以本會為範圍，則人有以是等相嬲者，徑行拒絕，亦不致傷感情；可以止謗，以本會為保障，茍人人能守會約，則謗因既滅，不弭謗而弭。
凡是要入會的均須填寫“志願書”，寫明自己願遵守的戒約，願為何種會員，簽名蓋章，送交進德會評議會；經評議會審查通過即是會員；凡題名入會之人，均在《北京大學日刊》上公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