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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從猿人演變而來的智人（Homo sapiens）的出現，人類歷史開始了。這個過程無疑是非常緩慢的，不過，到了大約10萬年前，已經有在生物學意義上屬于現代人類的散居狩獵者分布于非洲的熱帶大草原。也許，在亞洲氣候溫和、更適宜生存的地區也有人定居。這些最早的人類共同體在很大程度上依靠從猿人祖先那里繼承而來的技術。例如，木制和石制工具的使用，可能早在完全意義上的人類形成之前，就已經開始了。原始的語言，以及共同狩獵的習慣，也起源于猿人。火的使用，可能也是如此。
在完全意義上的人類與在他們之前繁衍的類人的生物之間，一個主要的區別就是人類有更長的嬰兒期和兒童期。這意味著年輕人依賴父母的時間更長，同時長輩給後代傳授生活技能的時間也相應地更長。從孩子的角度來看，緩慢的成熟意味著塑造過程的延長和學習能力的大大提高。學習能力的增強，反過來，使得有意識地保護那些發明和發現——可以推測，或多或少是偶然獲得的——的行為更為頻繁。當出現這種情況時，文化演化就開始超越了生物演化的緩慢步伐。支配人類行為的，更多是人從社會中學會的知識，而不是個體通過神奇的DNA分子遺傳機制、生物性地繼承來的東西。當文化演化超過生物演化而佔據首要地位時，嚴格而恰當意義上的人類歷史便發端了。
最早的人類
如果確實有一個地理上的中心，現代人類就是從那里開始進化的，那麼，最早的人類是如何從發源地向外散布的，確切情況尚不得而知。細微的生物差異當然是存在的——對此，看看現存人類之間的種族差異就知道了。但是現代的各個種族是何時、何地形成的，這一點還不清楚。幸好歷史學家能夠提供忽略這種問題的理由，因為歷史發展過程中改變人類行為的那些變數，似乎跟不同人群之間的生物差異沒有什麼可靠的關聯。
甚至文化之間的差異，起初也許並不是非常顯著的。無論如何，在舊大陸的廣大地區，在相當長的歷史時期內，手斧和其他石制工具表現出了顯著的同一性。的確，在智人時代約十分之九的時間內，人類局限于狩獵和採集的生活，使用簡單的木制和石制工具，熟悉火，一代又一代，生存方式——就我們所知道的——幾乎一成不變。
現存的石器都是按特定目的熟練地砍削和打磨而成，並不能告訴我們多少關于制造者生活情況的信息。可以推測，只要人類主要是以狩獵為生，除了動物的肉類之外，以能夠撿拾到的任何東西作為補充，如幼蟲和昆蟲，可食用的植物根莖和種子，那麼，他們過的還只是一種飄忽不定的生活，就像現代世界里殘留的少數原始的狩獵民族一樣。人群規模可能很小，由20∼60人組成。偶然會與其他的鄰居有所接觸，這顯然是原始生活的特點之一。當相鄰的人群聚在一起，共同慶祝自己的幸存和進行非同尋常的交易的時候，這種接觸也許會變成正式的儀式。在這種場合下，可能會安排不同群體的成員之間的聯姻，而且，肯定要交換像貝殼那樣的珍稀物品。在鄰近的人群之間，也可能發生敵對行為，至少有時會發生，但是相關證據很缺乏，因為現存的石刀和石斧既可以用于狩獵，也可以用于殺人。
生態影響
早期狩獵生活方式似乎具有穩定性，這表明，人類已能很好地適應環境。每支人群都繼承了慣常的應對方法，足夠應付各種可能出現的情況。在動植物的生態平衡——早期狩獵者在其中佔有一席之地——沒有發生重大變化的情況下，人類生活可能仍然依賴于那種適合小股的、四處遊蕩的狩獵和採集人群的行為方式。如果這樣的話，那麼人類的文化演變步伐將會更為緩慢，更接近于它所發源的生物演化的節奏，而不是突飛猛進的人類歷史。
但是，在地球上的一些重要地區，自然環境並不穩定。相反，人類（和猿人）定居地區的北部邊界一帶的氣候變化，劇烈而反復地改變了生態環境，並給人類適應環境和技術發明的能力帶來了一係列嚴峻挑戰。很有可能，正是這一因素，使得文化演變的潛力從習慣與慣例的緊密網絡——古代狩獵者的生活既因之而成又受其限制——中釋放了出來。
觸發人類歷史的生態變化都與北半球大陸冰川最後一次消退有關。大約3萬年前，歐洲、亞洲北部和美洲的冰川開始融化。在光禿禿的地表上，凍原和稀疏的森林首次生長出來。舊大陸的大西洋沿岸，漂浮的低氣壓風暴穿越墨西哥洋流的溫暖水域，在西歐形成了比較濕潤和暖和的氣候。因此，植物生長茂盛，維持了北極圈以南地區大量食草動物的生存，比如猛摬、馴鹿、野牛等等。接著，這又為原始人類和其他大型食肉動物提供了豐富的食物來源。
不過，在利用這些潛在優勢之前，人類需要一些基本的技術發明。特別是人類必須學會如何縫制獸皮，制成毛皮衣服，以便讓身上未披長毛的人類能夠在非常寒冷的地區保持體溫。接著，就需要有錐子和某種可以作為“線”的東西——也許是動物的肌腱或是毛皮搓成的條。大約2杄5萬年到3萬年前，必要的發明出現後，與現代人外形區別不大的狩獵隊伍開始向西歐的凍原和森林地區入侵。隨著入侵者的推進，更早的人類或“前人類”（para-human）——即所謂“尼安德特人”，他們與現存的人類在體形上有很大的差別——消失了。
關于這些入侵的狩獵者的生活，石制的工具和武器並非他們留下的唯一證據。正是他們，繪制了法國南部岩洞中的著名岩畫，並在地表的暗穴中留下了他們的巫術——宗教儀式的其他痕跡。出于一種什麼樣的觀念，讓大約18 000年前的獵人們把他們捕獵的場景繪制在昏暗幽深的岩洞的牆上，如今已經不得而知。很有可能，人類與他們殺死的獵物之間是怎樣一種關係，可以從復雜的神話中找到解釋。也許，岩洞中的儀式是為了借助動物的神靈，促進世上的豐裕和繁衍；不過，我們也只能是猜測而已。
西歐北極圈內的大型動物狩獵者依賴野獸群，而野獸群依賴草地、苔蘚和其他植物。當冰川進一步消退、氣候進一步變暖時，茂密的森林開始形成，這些食物來源被切斷了。大型野獸消失，一種新的人類生活方式必然就產生了。當冰川消融時，洞穴被放棄了，那些曾經穴居的人也許追隨不斷減少的北極圈野獸向北、向東遷徙。在西歐，在森林里覓食的動物，如鹿和牛，隨著樹木而到來，狩獵的人類（也許是新來者）很快便學會了捕獵它們。不過,那些終生追捕馴鹿和野牛的狩獵隊伍留下的考古證據比較少。而其他的人群，則發明了簡單的船只、漁網和魚鉤，從而學會了利用水生的食物資源。因為船只必須返回停泊，而且只能找到少數適合躲避暴風雨的棲身之所，從此，在地理上，有固定活動區域的人類共同體發展起來了。主要由甲殼類動物遺骸堆積起來的大垃圾堆在這些地點形成。它們使得現代的考古學家們能夠研究定居點的順序，追溯歷史上工具群發生的變化。
世界上的其他地區，探索程度都不如西歐，而且，在舊大陸的西北邊緣地區發生這些變化的時候，其他地方發生了什麼，目前尚無法在細節上還原。這些變化也可能沒這麼劇烈。西歐寒冷的冰川與墨西哥灣暖流之間的動態平衡所造成的氣候和生物圈的改變，遠比其他地區更為劇烈；迄今為止仍然十分有限的一些探索讓我們可以推測，與此相應的是，在世界上的其他地區，人類的定居方式和生活方式所發生的變化也不太劇烈。也許美洲是個例外，因為正是冰川的消退使狩獵隊伍可以遷徙到亞洲的太平洋沿岸，並穿越太平洋來到阿拉斯加。然後他們轉而南下，足跡遍及整個美洲大陸以及附近各島。人類首次到達新大陸的時間仍然有爭議，不過，可能在2萬年前左右，最早的狩獵隊伍就開始散布在北美洲了。在世界上另一個可居住的大陸——澳大利亞，人類的定居顯然更為久遠，可能要追溯到一座大陸橋把澳大利亞與東南亞連接在一起的時候。
農業帶來的變化
當一種新的人類生活方式在中東的廣大地區確立起來的時候，原始狩獵隊伍才剛剛到達南美洲最南端的火地島。可能就是在公元前8500∼前7000年間，定居在美索不達米亞北部和東部丘陵地帶的一些人類共同體開始培植作物和馴養動物，重新塑造了他們所生活的自然環境。小麥和大麥，是他們培植的最重要的作物；綿羊和山羊，是他們馴養的最重要的動物。最早的生產糧食的人類共同體喜歡樹木茂盛的土地。通過剝除樹幹表層的樹皮，他們就能很容易地毀滅任何數量的樹木。這樣一來，陽光可以照進林地，撒播在死樹軀幹周圍的腐葉土壤里的種子能夠生長和成熟。當二茬或三茬作物消耗了土地的肥力後，焚燒幹枯樹幹並把灰燼撒在地上，土地的肥力就能更新。原始農民無法防止雜草在開辟的耕地上生長扎根；幾年之後，自行生長的雜草就開始侵奪莊稼的土壤。唯一的應對方法就是遷徙，在森林中開辟新耕地，開始新一輪的耕作過程，讓被廢棄的耕地重新變成林地並逐漸恢復其原始狀態。這種耕作方法至今仍然在世界上的一些偏遠地區保留著。地理學家稱之為“刀耕火種農業”。
第一批農民需要三件與狩獵者所需不同的工具：能砍伐樹木的斧頭，能翻動腐葉土壤以便播種的鋤頭，能收割成熟莊稼的鐮刀。一把有用的鋤頭可以全部以木頭制成，鐮刀需要鋒利的刀刃，與狩獵者用于砍削動物屍體的刀具沒有本質的差別。但是斧頭必須足夠堅硬，以便用力砍砸時不會碎裂。狩獵者曾經長期用于削制箭頭和刀刃的燧石是不能用于制作斧頭的，因為它太易碎了。其他種類的石頭，主要是花崗岩和玄武岩，太堅硬而不能被砍削，必須通過磨制和拋光這類精細的操作，才能制成斧頭的形狀。這就創造了一種獨特的“新石器”或“新石器時代”的工具。
此外，新石器時代的農民在狩獵者的基礎上，發明了大量其他重要工具。由于人們不再經常遷徙，所以用于儲藏糧食和其他東西的籃子和陶罐變得重要也變得可能了。泥磚砌的房屋、織布機、適合煮糧食和其他食物的燒制陶器、烘焙和釀造技術等都很快得到應用。村社共同體取代了漫遊的人群，成為人類社會的基本單位。由于田間勞動十分艱苦，規律性強，並需要計算時間以便確定正確的耕種季節，所以農民的生活方式不同于狩獵者的生活方式。人們還需要考慮未來和有所節制，因此即使在饑餓的時候，人們也必須保留一定數量的糧食作為種子，以確保來年的收獲。暴力活動的勇氣和習慣對狩獵者來說十分重要，但是對農民來說，就無關緊要了。
最後，當人類不再僅僅是自然環境的掠食者時，人口數量大幅度增加。人類不再是一個相當稀少的種類，其數量之多足以徹底打破動植物的天然平衡，這種平衡的打破，部分的是有意識地，部分是無預見地和無意識地。
在亞洲季風帶的某些地區，一種區別于中東以谷物種植為主的農業發展起來了，其中心是根莖作物。許多專家也認為，美洲、東亞和西非都獨立地發展了糧食生產。但是考古研究還沒有清楚地表明，種植業何時和如何在這些地區產生。由于最早的農民通常很少留下遺址，所以人們也許永遠不可能精確地重建地理范圍和時間先後方面的事實。
最早的文明
但是中東的谷物種植和動物馴養確實值得在人類歷史上佔有特殊的地位，因為最早的文明正是從這種生活方式中誕生。
迄今所知的超越簡單村莊的最早居民點位于古代中東的幾個地點，那里能夠發現一些非常珍貴而稀有的物品。例如，傑里科（Jericho）控制了獲得死海食鹽的通道；當人類轉向谷物膳食時，他們開始需要食鹽來維持體內的體液平衡。通向這種重要物資的道路就變得非常寶貴，因此，當農業在其附近地區廣泛傳播時，即大約公元前7000年之後，傑里科就出現了有城牆的城市。另一個早期的中心是小亞細亞的加泰土丘（Catal H徂y徂k），那里可以發現松脂石（也稱為“黑曜石”）。黑曜石被砸碎時能夠產生極其鋒利的邊緣，因此，也是非常珍貴的石材。公元前6000年前後，一個類似于傑里科的貿易中心也相應地在這個地方興起。
（本書上所展示的均反映的是作者的觀點，不代表我們的立場。——編者注）
但是這些孤立的“城市”本質上是不能擴大的，正如它們所表現的那樣，它們依賴對某些珍稀物品的壟斷或近似壟斷。可供傳播的文明需要比傑里科和加泰土丘所能獲得的任何東西更加廣泛的生態基礎。蘇美爾地區就提供了這種基礎。它位于底格里斯河和幼發拉底河下遊與波斯灣接壤的衝積平原上。誕生蘇美爾的這片土地，每年都因河流淤積而恢復肥力，可出產豐富的糧食，在此之前，原始農耕技術急需徹底的革新。在生長著森林的中東山丘上，初夏時節降雨充沛，可保證作物生長，直到收獲為止。但是南部與此不同，那里的夏天幾乎從不降雨。因此，只有通過把河水引入田地灌溉莊稼，才能保證作物的收獲。但是灌溉溝渠與堤壩的挖掘和維護需要成千上萬的勞動力，需要比最早的農業共同體更嚴格的社會紀律。在新石器時代的村莊里，小型血緣家庭可能構成了尋常的勞動單位。每個家庭一般消費自己的一塊或數塊耕地上所出產的糧食，不需要更多成員的有組織合作，也許一些儀式和宗教場合除外。每個人都受控于反復無常的天氣，所有的人同樣自由，因為他們之間的主要差別只是年齡和性別。這種簡單的社會結構在河谷環境中徹底被顛覆。因為人類為了控制河水有必要作大規模的努力，而這要求大多數勞動力接受某種管理精英的領導。
關于管理階層如何興起還不能確定。一個民族被另一個民族徵服可能導致主人與奴仆、管理者與被管理者之間的社會劃分。另一方面，與神有關的專業人員的特殊地位在人類社會必然由來已久，他們可能已經開始了廣泛的職能專業化過程。後來的美索不達米亞神話解釋說，眾神創造人類，是讓人類成為他們的奴仆，這樣，人類就能提供食物、衣服和一座設施完善的神聖居所（即神廟）所需的其他必需品，供神享用，使他們不用費事親自制造這些東西。
我們也知道一點兒這些觀念如何應用于實踐的情況。因此，在拉格什，一份碑銘記載，該城邦的土地依據佔有者對神承擔的租稅而被分為三類。最沉重的租稅負擔下，留給農民的糧食很可能還不夠糊口。因此，農民不得不每年為神勞作一段時間，即從事修築灌溉渠道的勞動，或者根據祭司的安排從事其他勞動。農民以這種方式把一些谷物和其他農產品繳納給神廟，而神廟又把這些產品作為工資，用以酬付神的近身仆人即祭司所安排的勞動。
這種制度顯然使成千上萬的勞動者能夠被集中起來，從事大型工程建設。它也使專業化分工成為可能，因為許多專業人員，諸如舞者、歌者、金匠、廚師、木匠、建築工、制衣工等各展其才，以侍奉神進食、穿衣、娛樂和受祭拜，用各種必要的盛典和奢侈品確保神的愉悅。由于他們不必再花費時間自己生產糧食，這些專業人員能夠發展出比此前人類所取得的多得多的技能和知識。因此，從公元前4000年左右底格里斯河-幼發拉底河下遊河谷首先出現定居點，到公元前3000年能夠被現代學者解讀的書寫記錄開始透露蘇美爾文化的社會和知識情況，在短短1000年里，文明就誕生了。
蘇美爾人的發明
技術發展最初是非常迅速的。青銅冶煉、輪制陶器、帶輪的車輛、航行的船只、雕塑、紀念性建築物以及——也許最重要的——耕犁等，幾乎同時出現于考古記錄之中。一種獨特的藝術形式——通過現存數千枚的印章雕刻為我們提供了最好的范例——也相當迅速地定型了。未能給現代考古學家留下線索的其他技術肯定也隨之發展起來了。例如，後來為美索不達米亞各城邦提供主要出口產品的羊毛紡織和染色、復雜的神廟宗教等，一定可以追溯到蘇美爾文明誕生之初。此外，測量技術獲得了無可比擬的重要性和精確性。為了修建溝渠堤壩和猶如人工山峰一樣拔地而起、高高在上的紀念性神廟建築，精確的測量和仔細的規劃都是必要的。
但是，更為關鍵的技術是時間測定，因為每年農業生產的基本周期依賴于有關播種時間的知識。月亮盈虧是時間流逝最顯著的標志；但是月亮的周期與太陽年不能完全吻合，所以在可靠的歷法被制定出來之前，祭司不得不觀察、測量、校正月亮和太陽的運行規律之間的誤差。維係這種歷法的確是早期祭司為農民提供的最重要的服務。掌握歷法的必要知識也是祭司佔有社會優勢地位的重要基礎。普通農民也許認為，能夠預先知道季節的人證明了他們與神之間的特殊關係，因此，值得服從他們的統治。灌溉工程的組織工作，以及由此產生的所有技術和社會後果，可能就是在祭司的指導之下展開的，祭司的社會領導地位在很大程度上依賴于他們預知季節的能力。
宗教
祭司權力和威望的另一個基礎，是他們了解眾神的一切並知道如何取悅眾神——或者如果不能取悅，那麼也知道如何安撫他們。聖歌如何吟唱，神聖的儀式如何進行，這些是祭司掌握的主要知識。但是蘇美爾祭司並不滿足于重復前人所說和所為。在某個時刻，可能是文明發展之初，他們就已經發展了有關眾神如何統治世界的係統教義。我們從很久之後編訂的詩歌中得知他們的思想，也許只有公元前1800年左右的人感興趣的概念才被記錄下來——當大多數這種文獻首次被書寫下來的時候。但是即使古代蘇美爾人的宗教可能包括某些粗陋而原始的因素，例如，我們知道，烏爾的一位早期國王就有妻妾和大臣陪葬，他們似乎都是被活埋的，古代祭司的確也提出了一套嚴密的神學理論，解釋自然界和人類的各種現象。
基本的觀點是簡單的。自然界的主要力量都被擬人化了，即把它們當作人類看待，但是賦予它們更大的力量，包括長生不老的力量。每種擬人化的自然力量或神都在由天空之神恩努（Anu）統治的神聖政治社會中佔有一席之地。每年元旦，眾神聚會，決定當年應該發生的事情。每個神的決定都可能被否決。例如，根據神命，一些災難可能降臨到某個城邦，雖然居住在這個城邦的神受到該城人民的悉心供奉，不想看到他們受到傷害。但是即便是神也必須服從眾神的集體意志；當該年的命運被決定後，任何神都不能廢除它。風暴和雷電之神恩里爾（Enlil）是眾神意志的主要執行者。他根據每次新年聚會的決定而施行懲罰和引來災難。
每個神的性格都被認為完全與人類相同。他居住在房屋——神廟中；隱藏在神像之中，就像人的靈魂隱藏在身體之中一樣。神的靈魂有時會出竅——就像人的靈魂可在夢中遊蕩一樣；但是當出現某些重要的問題必須向神請示時，人們有辦法召喚神返回神像。神通過暗號和預兆給予答復：如鳥的飛行、作為祭品的綿羊的肝臟的形狀等事物或現象，專業祭司都能據以判斷神的旨意。神必須每天都被奉獻祭品、取悅和讚揚。在特別的節日里，還要為神舉行額外的儀式，所有的人都必須參加，充當觀眾。如果神的預兆指出了災難，那麼城邦還要舉行其他儀式以便及時地平息神的憤怒。
只要承認神的特性、神與神的關係、神與人的關係這些基本假設，那麼這一體係就是不證自明的。為任何可能發生的事情提供的解釋唾手可得：如果預兆告知的災難沒有降臨，那麼這只能證明祭司採取的預防措施有效；如果災難毫無徵兆地降臨，那麼這僅僅意味著神沒有預先警告他的人民。
這樣一套信仰的力量是非常強大的。因為在3000年里，美索不達米亞的祭司一直致力于完善蘇美爾人在文明史開端時創立的這些觀念和儀式。此外，許多蠻族也認為，蘇美爾萬神殿中偉大的眾神的確統治著世界。這些蠻族包括東歐和西亞草原地區的古代居民，他們的後代——希臘人、羅馬人、凱爾特人、日耳曼人和斯拉夫人——繼續崇敬這些天神、雷神、太陽神、月神，和其他最初由古代蘇美爾祭司推想和確定了力量與性格的眾神。
文字
從後來的歷史角度看，可以追溯到蘇美爾祭司的最重要發明是找到了能夠把口語記錄下來的方法。這通過使用削尖的蘆葦竿在松軟的泥板刻寫符號而實現。如果人們需要永久的記錄，那麼一份完整且不易損壞的文獻能夠通過將新寫的泥板放在火爐里烘幹而輕易地制成。正是通過這些烘烤制成的泥板文書，我們詳細地掌握了古代美索不達米亞的情況。從這種做法中逐漸出現的圖畫文字被稱為“楔形文字”。
最初，蘇美爾祭司主要用文字記載神廟倉庫的收支情況。這種記錄方法始終面臨的問題是，如何發現一種能夠保留這些事務經手人的姓名的方法。最後通過雙關語這一方法解決了這個問題。一個人的姓名中，若有聽起來像一個容易以圖形表現的單詞的音節，就會被記錄下來。不久，這種圖畫符號終于表示發音了，而不僅僅表示事物本身，而且在任何情況下都可以用于記錄恰當的發音音節。通過發展足夠的標準表音符號，書吏得以記錄所有日常用語的發音。公元前3000年後不久，完整的句子、神的故事、宗教禱文、法律、契約和其他各種文獻的書寫從而變得可能了。
通常情況下，當然不是無緣無故的，歷史學家把文字發明作為劃分史前時代和歷史時代的標志。現代學者能夠閱讀的文字使人們對已經從地球上消失了很久的人類活動有更深刻的了解，所以這種區別仍然有意義，雖然考古學近來取得的所有進展已經使這兩個時代之間曾經存在的明確界線變得模糊了。
所有已知的文字形式可能——有些人甚至認為很可能——直接或間接起源于蘇美爾楔形文字。無論事實是否如此，蘇美爾祭司僅僅為了準確記錄誰繳納了或誰沒有繳納給神的債務所作的努力，的確催生了迄今所知最早的文字形式，從而極大地提高了人類保存和檢索精確信息的能力。此後文明社會的有效管理在很大程度上依賴于文字所帶來的信息處理能力的不斷完善。
灌溉
大約公元前3000年，當文字記錄開始使我們能夠了解關于古代蘇美爾越來越詳細的知識時，水利工程技術已經達到了相當精細的程度。所有易于灌溉的土地都已經被耕種了。十來個或更多的城邦星羅棋布地散布在灌溉地區，每個城邦擁有幾千居民，每個城邦內部，神的居所或神廟是最大、最雄偉的建築。在蘇美爾各城邦中，尼普爾（Nippur）似乎已經享有某種突出地位。蘇美爾各地的祭司可能不時聚集在尼普爾的風暴之神恩里爾的神廟中。在這類場合中也許會進行消息和觀點的交流以及涉及相鄰城邦的各類生意業務。如果依靠其他方式，蘇美爾文明就難以維持其緊密性和一致性。
當鄰近城邦發生爭端時，無疑祭司們的碰面會旨在進行仲裁。但是當蘇美爾的水利灌溉工程達到地理范圍和技術水平的極限時，城邦之間的爭端就必然變得非常嚴重，因為當灌溉渠道變得更大、更長時，上遊地區每次從河中取水都會影響下遊的河水供應。用水權在幹旱季節很快就變成生死攸關的事情，和平解決爭端不是一直都可行的。因此，相鄰城邦——很快出現敵對的城邦聯盟——之間的戰爭，變成蘇美爾生活重要而經常的特點。此外，抵禦外來蠻族一直是困難的。兩河流域地勢開闊，四面受敵，通過水利灌溉和手工業技術專業分工積累的雄厚財富使蘇美爾各城邦成為吸引外敵進攻的目標。
軍事力量和君主制度
因此，到公元前3000年，蘇美爾各城邦發展了一種堪與祭司領導權相匹敵的軍事組織。王權最初建立在以下理論基礎之上：神派遣國王作為他們在人間的代表。和平時期，這種殊榮屬于祭司長；但是戰爭時期，他或者親自領兵，或者找到更年輕、更有活力的人以他（和眾神）的名義領兵出徵。當相鄰城邦之間的戰爭變成常態時，儀式和其他和平時期的工作影響下降的同時，軍事領袖的重要性提高了。有時祭司與軍事領袖之間會發生摩擦。當敵人仍然威脅城邦、而決定性的勝利尚未取得的時候，戰爭的需求變得無休止。但是很顯然，只要蘇美爾平原各個城邦保持獨立，那麼任何城邦都不可能取得決定性的勝利。只有一個有能力分配水源、解決各個城邦爭端的單一行政管理機構才能結束內部的分裂局面。一且被激怒，這種帝國很可能調集壓倒性的武力迫使邊境的蠻族臣服。
但有一個很大的難題：如何發明一種方法，使個別君主能夠有效地控制邊遠領土。最早的偉大徵服者似乎一直在身邊保留大批軍事家族。為了維持幾千人的部下，統治者（如阿卡德的薩爾貢，約公元前2350年）認為，不停地巡視各地是必要的。通過搶劫從敵對的群體那里獲得穩定的收入可能也是很重要的。這種掠奪性的政權本質上是相當不穩定的。任何軍事失利都會刺激地方共同體在君主的武裝力量前來叩響城邦大門時，拒絕他們。唯一的替代辦法就是把軍隊分散駐扎在臣民中，以確保他們的順從；但這意味著君主進攻力量的分散，削弱了他在戰場上相對地方反對者的優勢地位。此外，守衛部隊長期駐扎在遠離君主本人的地方，可能不再服從遙遠的君主的命令，即使這些命令能夠被可靠地下達到他們手里。
在這些困難面前，古代蘇美爾從來沒能取得長期的和平。蘇美爾文明誕生于各獨立的城邦之中，對獨立城邦根深蒂固的地方忠誠削弱了帝國統一的所有努力，敵對城邦之間不穩定的聯合和結盟關係不能維持彼此之間的平衡，從而也不能防止它們經常訴諸戰爭。因此，維持國內和平局面的同時有效地防止外敵入侵的問題從未得到解決。但是，正是由于這些問題一直非常重要，它為蘇美爾和後來美索不達米亞文明提供了主要發展點。成果之一是武器的改進和規模更大、組織更精良的軍事力量。另一個成果是為控制遠方臣民而實行的行政和政治策略。蘇美爾的一些發明從此成為文明社會政府的根本措施，如頒布成文法典、建立官僚制度、設立官方郵政服務等，這些基本要素都可以追溯到古代美索不達米亞。甚至有線索顯示，蘇美爾留下了旨在讓人民相信蘇美爾的土地“一直”被統一在至高的一神和一君統治之下的官方宣傳傳統。
早在這些維護和平與秩序的措施沒有充分顯示出來之前，蘇美爾文明的重要成就已經吸引了遠近鄰國的注意，刺激它們根據蘇美爾的成就改變自己。為了考察蘇美爾文明影響陌生民族和外來民族的第一個階段，我們將把注意力轉向下一章的內容。
本文摘自：《世界史：從史前到21世紀全球文明的互動》，作譯者名：[美]威廉?麥克尼爾（William H. McNeill）著，施誠、趙婧 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