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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前1700年之後大約300年里，文明世界被蠻族徵服者所蹂躪。居住在美索不達米亞北部和東部的山區民族，來自敘利亞、巴勒斯坦以及阿拉伯半島北部沙漠邊緣的遊牧民族，加上起源于北部草原的各種好戰部落聯盟，相互摻雜，入侵了各個已有的文明生活中心。這些蠻族徵服范圍再也無人能夠企及。在文明地區外圍，維持專業化技術的社會結構並不牢固，蠻族徵服幾乎破壞了所有文明成就。在文明世界的兩端，即克里特和印度，只有少量斷垣殘壁從亞該亞人和雅利安人的入侵中幸存下來了，而這兩個文明在公元前1500∼前1400年間可能都達到了高峰。
在更接近文明中心的地方，文明生活方式扎根了，蠻族徵服的影響就不那麼激烈。美索不達米亞和埃及文明幸存下來了，只在地方上有暫時性的倒退。在每個文明地區建立政權的蠻族（公元前1680年左右希克索斯人在埃及、大約同時加喜特人在美索不達米亞）都滿足于享受他們徵服的成果。因此，他們需要祭司、書吏和其他專業人員的幫助，使神和人都安分守己，以便繼續獲取地租、稅收和由專業技術工匠制造的奢侈品。因此，文明依賴的社會結構並沒有崩潰。美索不達米亞和埃及文化的傳統形式發生的變化的確小得驚人。
戰車作戰技術
這些蠻族徵服的范圍和力度與一種戰爭技術的重要進步密切相關。蠻族徵服者擁有快馬牽引的輕型戰車。他們能夠安全地從疾馳的馬拉戰車上向對面的敵軍陣地發射密集的箭矢，而自身毫發無傷。其戰術是佯攻敵人一會兒，從各個方向向敵軍射箭，然後發起總攻，所有戰車同時發起衝鋒，最終突破敵軍的防線。
公元前17世紀戰車兵佔據的優勢也許只有1925∼1950年坦克兵進攻孤立無援的步兵時所佔有的優勢可比。戰場需要的機動性、火力和防禦這三個首要因素都有利于戰車兵。他們最大的缺陷是戰車和戰車武士所需要的裝備都很昂貴。青銅武器和盔甲、馬匹和制造性能良好的戰車所需要的熟練木匠、皮革匠和其他工匠，都極大地增加了成本。所以戰車數量一直比較少。因此，戰車時代是一個貴族時代，軍事優勢、經濟和政治控制權都掌握在極少數精英手中。
完備成熟的戰車作戰起源的時間和地點都不清楚。伊朗或阿塞拜疆似乎最有可能是戰車作戰最初發展起來的地方，那里的手工業技術，特別是車輪制造技術已經受到文明地區的影響，而且可以接觸飼養馬匹的遊牧者。最可能的時間是公元前1700年後不久，因為正是這個時期，蠻族迅速走上了對外徵服擴張的道路。
隨著戰車優勢全面顯示出來，這一新興的主力武器備受推崇。即使在弓箭作戰幾乎無法施展的森林地區，如北歐和西歐，蠻族也竭力獲得最好的戰車，例如希臘似乎就是這種情況。根據《荷馬史詩》記載，亞該亞武士的戰術在特洛伊城牆面前肯定發揮不了作用。荷馬筆下的英雄不使用弓箭，而是在戰鬥前跳下戰馬，戰車僅僅是為了來往戰場的便利。這就剝奪了戰車的作戰價值，使它僅僅具有儀式的意義。但是希臘以東，更開闊的地形使弓箭成為實用的武器。入侵印度的雅利安人、公元前1400年之前在中國黃河流域建立統治的其他戰車民族，都明智地把戰車作為一個流動的平臺，從這個平臺上發射箭雨。
隨著戰車作戰技術的完善，蠻族的馬匹飼養者開始佔有巨大的軍事優勢。即使只有少量戰車，徵服戰爭也變得容易了。公元前2000年之前不久已經開始在美索不達米亞周邊建立地方性文明的土地貴族更容易確立統治，因為少數擁有戰車的人與其他人在軍事力量上已判若雲泥。因此，經歷了最初僅僅以破壞（這些破壞降低了印度和克里特文明的水平）為主的階段後，蠻族徵服者開始在希臘和印度建立他們自己更野蠻、軍事力量更強大的文明方式。古典希臘和印度文明都起源于這種方式。同樣的情況似乎也發生在遙遠的中國，戰車武士的到來可能創立了商朝（傳統上，按照最短的紀年，商朝是公元前1525∼前1028年）。可以肯定的是，在中國傳統文獻中，商朝是第二個朝代，在他們到來之前，夏朝為中國文明奠定了許多基礎。但是，商朝戰車兵為中國社會和政府帶來了重要的新動力和新方向。
因此，戰車的發明、戰車引入戰場從而使騎兵與步兵之間產生的巨大差異，為舊大陸三大邊遠文明的新的發端奠定了基礎。希臘、雅利安人印度和商朝中國的軍事貴族政府幾乎同時興起，他們形成了一種貫穿整個歐亞大陸的松散的親族關係。美索不達米亞的間接影響——戰車戰爭正是在其周邊地區最先完善的——也在舊大陸各大文明之間建立了一種雖然遙遠但真實的相互關係。
中東的三大帝國
戰車徵服者對中東本身的各個古老而牢固的文明意義沒有這麼大。獲勝的蠻族入侵者迅速地建立起廣闊但松散的行政帝國。各支戰爭隊伍散布于整個國家，把自己變成地主和原有居民的主人。徵服者非常迅速地採用了至少部分文明方式。例如，被埃及人憎恨為外來者的希克索斯人甚至接受了古代埃及宗教和文明的禮儀和儀式。在美索不達米亞，加喜特人的同化甚至更加徹底。
盡管如此，中東的古代民族並非甘願向蠻族俯首稱臣。不久，地方的首領就開始小規模地借鑒戰車技術，以便擺脫外來的枷鎖。例如在埃及，南部底比斯的一個地方青年王子就發動了反對希克索斯人的叛亂，到大約公元前1570年，把他們全部驅逐出整個尼羅河流域。在美索不達米亞，是由遠在北方的亞述國王領導“土著的反抗”，推翻蠻族的統治（約公元前1380年）。赫梯也通過獲得戰車而從最初面臨新式戰爭時的震驚中恢復過來，不久就變成第三大國家，並在遙遠的敘利亞邊境，與當時最強大的國家埃及和亞述爭霸。
公元前14世紀埃及外交文獻檔案的發現使現代學者能夠對這三個大帝國間的上層往來進行栩栩如生的描述。阿卡德楔形文字是外交語言。國王的女兒的嫁娶可以促成結盟，也因此順帶把宮廷生活方式和文明傳播到新地區。聚集在要塞中的職業戰車兵是核心戰鬥力量。他們的報酬是戰利品、黃金或通過徵稅積聚到統治者手中的其他奇珍異寶。以尼羅河第一瀑布以南的努比亞金礦充實國庫的埃及擁有最大的黃金儲備，因此，能夠維持一支最好的軍隊。法老從尼羅河兩岸邊境地區招募雇傭兵。
貴族武士、馬匹馴養者和戰場指揮官都是一些桀驁不馴的臣民。一個好戰的國王的確可以勸說他們跟隨自己的旗幟，進行不顧後果的任何冒險活動；但是在以野蠻的戰車貴族們之間的粗略共識為中心而建立的國家里，井然有序的官僚機構不可能發達。因此，埃及、赫梯和第一亞述帝國都是松散的統一國家，各地叛亂連年發生。當一個王子或大土地貴族反對中央政權時，他們就能輕易地蔑視遙遠的國王及其官吏，只有追隨他的大多數貴族站在國王一邊反對他時，他才能受到審判。戰車貴族會在所有可能的方式之中選擇最現實的一種，要麼響應國王的徵召加入平叛的戰爭，要麼拒絕。因此，國王的權力事實上受到強大臣民的極大限制。同樣，貴族間的粗略共識也限制了個別貴族隨時發動的叛亂或抗命。
戰士們的尚武禮儀、對貧窮農民和仆從的無情鎮壓，保證了青銅時代帝國的大一統。佔統治地位的武士和社會其他人之間長期缺乏同情，這是一個嚴重的缺陷。但只要普通人在戰場上找不到任何可以抵禦戰車作戰術的武器，那麼貴族的世界主義勇武精神就仍佔據上風。
鐵器時代
但是公元前1200年後不久，一種新的、比戰車貴族所依賴的青銅廉價得多的金屬得到廣泛使用，急劇地打破了軍事平衡。數量再次開始在戰場上發揮作用。這種新金屬就是鐵，其礦藏比銅特別是冶煉青銅所需的錫豐富得多。但是冶鐵的技術要困難得多。
銅和錫容易從礦石中提煉出來。青銅（銅與3%∼10%錫合金）容易熔化，能被直接鑄造成設計好的形狀，或被鑄成銅錠，然後鍛打成型。冶鐵在許多方面與此不同。只有在遠高于任何自然火的溫度下，鐵才能熔化，盡管用木炭包裹加熱的時候，鐵礦石很容易變成固體。這樣就產生了一種金屬海綿狀物，在它呈白熱之時就鍛打，這樣不需要熔化就能變成固體，這也是清除鐵礦石雜質的過程。一旦變成了固體，當加熱時，鐵極具延展性，能夠輕易地被鍛造成型，鐵塊通過錘子敲打也能牢固地結合在一起。
當鐵被置于燃燒的木炭中時，持續加熱能使鐵吸收碳（0杄1%∼1%）並變成鋼。鋼與鐵的區別在于，當熾熱的鐵塊在水中淬火時，就變得特別堅硬，但是鋼比較脆，除非淬火是非常精心地分次進行以防冷卻太快，或者被淬火的物體被稍微重新加熱，使它部分軟化。直到公元1000年後，第二種淬火工藝才被普遍使用，早期鐵制工具的特性千差萬別。最好的產品極為罕見，它們的制造者因此而揚名。只有少量鐵被統一煉成鋼，而且只有一小部分才是堅硬的形態。早期的鐵特性並不優于青銅，它的優勢主要在于鐵礦石常常容易獲得。
金屬鐵大約出現于公元前2000年，可能是提煉銅或鉛的過程中偶然獲得的副產品。人類有意識地生產鐵大約始于公元前1200年，但是直到4個世紀後，鐵制工具和武器才普遍被使用。
這次技術進步的第一個重大後果就是新一輪蠻族入侵，他們在公元前1200∼前1000年，包圍了古代中東地區的大帝國並一個接一個地推翻了它們。鐵器時代的蠻族軍事勝利依靠的是原始平均主義共同體的同心同德，在這種共同體中，每個人都是強大的戰士，因為那里不存在世界文明地區長期盛行的主人與臣民之間的鴻溝。人數必然稀少的戰車貴族，被憤怒的臣民所包圍，被傳統的內訌所削弱，所以不是這種群體性攻擊的敵手。
中東的新入侵者與其青銅時代的先輩來自相同的邊界地區：北部和東部草原和山區、南部沙漠邊緣地區。許多後來出名的民族都置身于這些遷徙群體之列：伊朗的米底人和波斯人；敘利亞和巴勒斯坦的非利士人、希伯來人和阿拉米人；愛琴海地區的弗里吉亞人和多里安人。大多數入侵者是以部落為組織的。每個部落都建立了自己的地方性政治制度，有時（如希伯來人）組成更廣泛的非正式的部落聯盟，在非常緊急的情況下發揮作用。
鐵的影響
鐵的使用具有重要的經濟、政治和軍事影響。這種新的金屬儲量豐富，足以使農民得到鐮刀的鐵刃、鐵犁鏵和其他鐵制農業工具。這提高了農業生產效率，特別是在開墾比較困難的黏土地區。
在中東某些地區，鐵器時代蠻族入侵後突然興起的自由農民階層把他們的一些作物用來交換手工業產品——其中最主要的是鐵制工具和武器，但是也包括諸如紡錘、燒制的陶器、帶輻條的車輪等，這些產品制作需要任何普通農民無法掌握的特殊技術。即使當地主和稅吏在中東社會重新建立了自己的地位——一種即將發生的現象——這種地方性的城鄉商品流通也繼續存在。卑微的城市手工業群體由于擁有農民需要的技術和產品而永久地形成了。不管後來有怎樣的軍事或政治災難和破壞降臨這個地區，這種地方性的專業化分工還是幸存下來了，或者迅速得到恢復。
隨著經濟專業化分工的優勢就此深入中東社會底層，文明首次全面而牢固地扎根了。再也沒有任何一個重要民族能完全置身于交流和互相依賴的網絡之外。每個人都從專業化分工中得到切實的益處，即使最貧窮的農民，如果不購買其他東西，也開始要去市場購買基本農具。這也許是鐵器時代最偉大的成就。最初也許是由非同尋常的地理和社會環境造就的社會分化和專業化分工，變成了中東農業社會的永久組成部分。歷經大約2000年，文明社會的復雜性和專業化分工最終變成了地區特色。
相反，鐵器時代蠻族入侵帶來的政治局面是相當動蕩的。地方部落之間、部落聯盟之間的爭奪很快導致較大的領土國家重現。亞述人是最成功的帝國建立者。他們能夠從當地吃苦耐勞的眾多農民中徵募戰士。其他寶貴資源是帝國傳統和古代美索不達米亞的行政管理技術，亞述國王故意聲稱自己就是美索不達米亞文化的繼承者和捍衛者。另一方面，埃及無力驅逐接連而來、自封為王的三輪入侵者（公元前1220∼前1165），在尼羅河谷內處于守勢，只想與入侵者保持距離，保護大多數古代法老的文化遺產。
盡管幾乎連年發動殘酷的戰爭，但是亞述帝國從未變得安全。被徵服的民族，如以色列人和巴比倫人，多次發動叛亂。亞述採取嚴厲的報復行為，如把以色列王國的重要家族遷到巴比倫（公元前722年），但是一有機會反抗就會出現，這樣也不能防止新的動蕩。然而任何內部叛亂最終都沒有推翻亞述的統治，直到出現一次戰術的重大革命。這次軍事革命發生于公元前850∼前700年，它的主要中心是草原地區。從本質上看，這次軍事革命非常簡單：在這幾個世紀里，草原民族已經學會騎馬。因此，他們變成了騎兵，通過利用馬匹力量和速度的簡單方法，他們獲得了機動性的各種優勢。
騎兵革命
我們認為騎馬是理所當然的事情，甚至認為這是最自然的利用馬匹的方法。為什麼人類用了如此漫長的時間才習慣騎馬呢？事實上，早在公元前2000年前，人類已能偶然地騎在馬上。但是這有幾重困難。在軍事行動的危機關頭，一個騎馬的弓箭手必須騰出雙手射箭。但是馬匹任何出乎意料的移動都會給騎手帶來危險：從馬背上正好跌落在敵人腳下。戰車兵通過讓一個人駕馭馬匹，另一個人射箭來解決這個問題。而騎兵必須同時進行這兩項活動。這要求勞動分工不是在兩個人之間進行，而是在控制馬匹的下肢與控制弓箭的上肢之間進行。在這些情況下，只有馬匹和騎手都長期習慣于彼此才能取得可靠的合作，保證騎行安全。因此，希臘傳說中的半人半馬怪獸和歷史中的騎兵都可被視為不同生物物種之間的一種異常的共生現象，所以騎馬很久之後才變得重要，我們對此不必感到吃驚。
但是當騎馬變得普遍時，它的軍事影響就像早先戰車發明的後果一樣。通過跨上馬背，手持弓箭，遊牧部落取得了比任何組織精良、紀律嚴明的步兵部隊都更優越的機動性和戰鬥力。從草原發動遊擊突襲變得安全又容易。只有同樣機動、紀律更嚴明或人數更多的騎兵才有希望阻擋這種襲擊。亞述不能提供這種騎兵。他們的故鄉缺乏充足的草料，並非飼養馬匹的好地方。因此，亞述的馬匹仍然比較稀少，仍限于尊貴的統治者和貴族，遠遠超出了普通士兵所能企及的程度。
公元前700年後不久，被希臘人稱為“斯基泰人”和“西米里人”的民族利用這種草原新力量對中東發動廣泛襲擊。成功的騎兵襲擊鼓舞後方的叛亂。因此，南部反叛的巴比倫人、向東出擊的伊朗高原的米底人與北部草原的斯基泰人聯合起來，最終于公元前612年推翻了亞述國家。勝利者瓜分了果實：斯基泰人返回北部草原故鄉，他們的馬匹滿載戰利品；米底人和巴比倫人與新興的、野心勃勃的埃及共同瓜分了亞述帝國的領土。
勝利者很快便陷入互相爭奪。特別是巴比倫和埃及為控制巴勒斯坦和敘利亞而開始鬥爭，在此過程中，選擇與埃及結盟的猶太小王國激怒了巴比倫國王尼布甲尼撒（公元前605∼前561年在位）。巴比倫軍隊于公元前587年佔領了耶路撒冷，毀滅了這座城市，把它的居民擄往巴比倫。這個歷史事件本身不是特別非同尋常，但結果對猶太教的發展至關重要。
波斯帝國（公元前559∼前330年）
不到半個世紀，一個新徵服者——波斯的居魯士（公元前559∼前530年在位）從東部的伊朗高原崛起，在他統治時期，中東幾乎全部被統一了。他的後繼者岡比西斯（公元前530∼前521年在位）和大流士大帝（公元前521∼前486年在位），把埃及和印度西北部也囊括進波斯帝國。波斯通過雇用邊境牧馬民族部落，防止更遙遠的遊牧民族的侵襲，從而防守重要的草原邊境。當這種措施難以實行時，居魯士和大流士先後率領波斯本土大軍遠徵草原地區，雖然不能打敗草原的騎兵，也希望借機威懾他們。居魯士就是在一場這樣的邊疆戰爭中喪命，大流士大帝只取得了小小的成功：公元前513年他入侵歐洲時，一直到達今天俄羅斯南部，深入斯基泰人的故鄉。
在中東文明腹地，波斯最初致力于恢復所有被並入波斯帝國的各民族的局部自由、傳統宗教和法律制度。為此，居魯士允許猶太人返回耶路撒冷，有些猶太人返回了。與此同時，他恢復或承認埃及和巴比倫古老的祭司階層的權威，條件是他們必須支持他的政權。但是當岡比西斯——居魯士之子和大流士發現，當地的信仰和祭司的野心會成為滋生反叛的沃土時，就收回了這種特權。因此，居魯士的後繼者拋棄了他實行的放任政策，亞述古老的行政管理技術很快便被恢復了，甚至有過之而無不及。由于爭取地方獨立地位的鬥爭屢屢受挫，中東各民族對高高在上的外來政治強權的反抗越來越弱。但是，波斯帝國只存在了200多年，最終（公元前330年）不是被本土叛亂消滅，而是被地處帝國遙遠的西部邊境、仍然處于半野蠻狀態的馬其頓所滅亡。
在我們離開中東而把注意力轉向印度、希臘和中國之前，我們應該簡要地考慮中東文明的三個重要發展，在長期而動蕩的世紀里，這些發展變得前所未有的突出。其中第一個發展就是帝國技術的進步，第二個是字母文字的發明，第三個是民族一神教的興起。
帝國的技術
大致說來，帝國政府的基本機構在公元前18世紀青銅時代蠻族入侵之前的古代美索不達米亞就已經全部產生了。由官僚或行政官員控制的政治秩序在漢謨拉比統治時期就已經很發達了，這些官僚的權力依靠其官職而不是他們自身。亞述人恢復了同樣的原則，波斯則未做任何重要改變就沿襲了。官吏任命體係終究非常單薄。一名掌管較大領土的王室總督不能監督或控制轄地內所有角落發生的事情。實際上，他不得不與當地各種各樣的權威打交道——神廟祭司、城市官員、地方王侯、部落首領、或控制地方權力的其他權貴。
慣例和習慣對大多數這種關係進行了明確規定：地方權威繳納給總督的各種稅收或軍役的數量/時間與種類；國王、總督和地方權威的司法管轄權；為與眾神保持良好關係的宗教和其他禮儀；總之，官員與當地生活發生接觸的任何事情都越來越打上習慣的沉重烙印。因此，合作雙方都發現很難改變這種關係。這在國王及其總督在為戰爭或其他目的調集整個社會資源時是一種局限，而對帝國政府本身的穩定則是一種保障，因為傳統的納貢和勞役或多或少可以仰賴，無須每年重新協商或強行徵調。
在公元前1000年代，這些政府原則並不新鮮。但是亞述、巴比倫、米底和波斯把它們應用于比以前更廣大的領土，持續更長的時間。他們獲得成功的主要原因是較大領土的統治者相對較小競爭者所擁有的軍事優勢。這種帝國優勢的背後是軍事管理的重大改進。例如，亞述發展了接近職業化的軍官團體，建立了常備軍事單位，分成十人和百人。一個成功的軍官有望根據上級指揮官的意志和判斷得到晉升。這種制度比行政管理制度具有更徹底的合理性。此外，每年或幾乎連年的戰爭使帝國軍隊處于整裝待發的戰鬥狀態，能夠輕易地鎮壓任何地方性的倉促反叛，並震懾來自遙遠邊境另一邊的大多數威脅。
在阿卡德的薩爾貢時代（公元前2350年左右），維持一支常備軍會面臨巨大的困難，因為用以維持一支相當規模的軍隊的物資無法大規模地集中到任何一個地方，以便足夠維持。但是將武裝人員分散到能找到糧食的全國各地，則面臨中央政權解體的風險。薩爾貢通過對被徵服地區的輪番搶掠來維持軍隊，解決這個難題。漢謨拉比則讓軍隊駐扎在莊園上，並力圖通過仔細登記每個人的軍役義務而保證常規的勞役。在亞述和波斯統治下，這一古老的兩難處境仍然存在，但是隨著交通和運輸條件的改善而有所緩解。帝國宮廷現在能夠為自己徵收足夠的糧食，長期供養一支龐大的軍隊——國王衛隊。帝國全部軍隊不可能時刻被置于肘腋之地，他們在戰爭間隙分散到全國各地，當需要的時候，再徵調服役。但是隨著國王衛隊規模擴大和職業化的加強——直至組成一萬人的波斯“不死隊”，帝國中央政權取得了對任何普通對手的絕對軍事優勢。這樣一支國王衛隊的存在迫使即使遙遠的行省也得服從帝國的徵兵要求，因為每個人都已知道，反抗只能立即招致壓倒性的報復行為。只有一些異乎尋常的軍隊，如公元前7世紀斯基泰遊擊騎兵，或公元前4世紀亞歷山大率領入侵波斯的組織精良的馬其頓軍隊，才能打破這樣的帝國政權通常享有的軍事優勢。
亞述和波斯政治—軍事成功的秘密就在這里。在更大范圍的世界歷史里，這種基本權力工具的發展——如常備軍輔以為了某些戰爭需要而徵召的半職業化民軍——的確是政治進化的一個重大里程碑。古代羅馬和現代歐洲軍隊都建立在古代亞述和波斯首先實行的管理原則基礎之上。
職業常備軍興起的背後隱藏著經濟和技術的進步，這使物資能夠以足夠的規模集中，年復一年地維持大規模的武裝力量。係統的道路建設也有助于此。亞述軍隊經常修築適合車輪運輸工具行走的驛道。這促進了軍隊後勤供應，也極大加速了軍隊到達帝國遙遠邊境的行軍速度。驛道還降低了和平時期人員和貨物流動的成本，加快了流動的速度。
此外，關于商人權利和特權的一係列法律和習慣規定，促進了較遠距離的貿易，以及與彼此陌生與不信任的人群之間的貿易。公元前2000年代巴比倫的法律已經考慮了商人的需要，在帝國的鼎盛時期，亞述和波斯都繼續給予商人重要的法律保護。例如，商人免除軍役。商人和工匠居住的重要城市享有驚人的廣泛自治權，以換取它們的貨幣租稅。更重要的是，驛道——原則上，如果不總是實際地——由帝國政府管制。因此，帝國官員命令地方守衛軍隊或者手邊的分遣部隊，懲罰企圖打劫過往商隊的任何地方強盜。地區之間的商人和帝國軍隊由此有意無意地結成了聯盟，互相支持。他們組成公元前1700∼前500年古代中東社會的主要增長點。
字母文字
單一中央政權的優勢日益突出，這具有廣泛而復雜的影響。例如，商人、官吏和跨地區性事務的其他參與者都需要一種統一的語言。大約公元前1000年之後，他們找到了阿拉米語。他們還需要一種更簡便的書寫模式。在蘇美爾神廟，書寫技術自誕生起就限于少數有學問的人，他們必須在學校學習很長時間，才能掌握大量表示音節的符號，這些符號被用來表達口頭語言的含義。但是公元前1300年前，書寫技術的急劇簡化使書寫相當容易學會，而這反過來為社會更多人口識字提供了可能性。
更簡化的書寫方法似乎集中出現于地中海東部沿岸，從西奈半島到托羅斯山區。這個地區位于分別出現了象形文字和楔形文字兩種截然不同的書寫模式的埃及和美索不達米亞之間，但是它沒有培養男孩全面掌握這些復雜文字所需要的嚴格的學校制度。在這種情況下，對古老的正確性不感興趣的、受過業余教育的書吏自由地使用簡化的語言記錄方式。他們的努力產生了許多以一個符號表示一個特定輔音讀音的原則為基礎的“字母”，後來大約30個符號就足以記錄人類的語言。對該地區所說的閃米特語而言，元音不一定要拼寫出來，因為在書寫的輔音字母之間很容易插入正確的元音字母。即使今天，阿拉伯語和希伯來語仍然省略元音。
字母文字起源的精確時間無法界定。大約到公元前1300年，在敘利亞和巴勒斯坦，字母文字已經普遍使用了。考古發現的許多用于記錄非常普通的商業交易的陶片表明，字母文字很快就相當廣泛地應用于該地區的城市社會。當然，美索不達米亞和埃及的書吏批判這種新的文字形式，直到公元元年前不久，宗教場合一直沿用比較古老的象形文字和楔形文字。但是對于普通事務，稍加改變就可以適應不同語言的字母文字，從它的發源地敘利亞四處傳播，提供了一種新的媒介，更多的大眾文獻借助它可以長久保存。
字母文字發明的重要性堪與大致同時代鐵器的使用相比。通過縮小貧富差距，鐵制工具和武器使戰爭和社會民主化。正如前面已經解釋的，通過把鄉村農民和城市工匠納入互利的交換關係，鐵器也使文明第一次變成真正地方性的。同樣，字母文字通過使普通人掌握基本的識字能力而使知識民主化。通過字母文字，以前只被由祭司和受過嚴格訓練的書吏組成的特殊群體壟斷的、文明社會的高級知識傳統，首次向俗人和普通人打開了大門。更為重要的是，字母文字使俗人和普通人更容易為文明共同體的文化遺產做出貢獻，因此大大地擴充和豐富了這種遺產的種類。例如，如果沒有字母文字，一個像阿摩斯（或任何希伯來先知）那樣卑微的牧羊人的言論就不可能被保存下來，直到今天還在影響著人類的思想和行為。
因此，通過讓更多人口更全面地參與文明的經濟和知識活動，鐵器和字母文字的影響將使文明生活方式得以更穩固地確立。但是我們不能誇大。城鎮與鄉村的差異仍然很大，除了少數例外，中東農民只是被動地、作為犧牲品參與政治事務。同樣，他們很少分享城市上層文化，而是頑固地堅持當地的社會習俗和宗教信仰，憎恨嚴苛的稅吏、狡詐的商人和貪婪的地主——他們的生活方式與農民不同，在農民眼里，他們的存在似乎正是嚴重的不公正和邪惡的證明。
一神教的興起
公元前1700∼前500年，與農民階級的疏遠只是中東文化領袖們面臨的問題之一。被古代美索不達米亞和埃及祭司的虔誠和知識變得僵化呆板的舊思想和感情，不足以解釋世界主義時代新出現的事實。例如，埃及軍隊和外交官縱橫馳騁于亞洲、敘利亞和巴勒斯坦各地，有時成功，有時失敗，這時神聖法老的意志像神的旨意一樣無處不在、高于常人的觀念再也沒有人相信了。當政治權力和經濟財富沿底格里斯河—幼發拉底河向上遊相繼轉移到巴比倫和尼尼微時，曾經繁榮的蘇美爾各城邦走向衰落或完全荒蕪了，把蘇美爾當作世界中心的宗教詩歌和儀式、眾神的關注焦點等，再也無法獲得輕松而由衷的讚同了。對于居住在埃及和美索不達米亞之間地區的弱小民族來說，這種眼前的現實與傳統的信仰之間的矛盾甚至更尖銳，因為他們發現自己越來越受到外國軍隊和外來主人的擺布，這些外來者對當地祭司珍視的宗教神話、儀式和神祇知之甚少，漠不關心。
一般說來，這些矛盾引起了兩種相反的反應。有人認為，由于人們不能恰當地履行傳統的宗教儀式，引起神的不悅，這就解釋了虔誠應有的回報與現實之間的差距。因此，人們需要做的就是更忠實地遵循古代慣例，那麼神就有望再次撥亂反正。頑固的保守思想和刻意的擬古主義——力圖發現並復興已經失傳或遺忘的舊形式——是那些接受上述解釋的人的相應做法。
其他人則認為，早期關于眾神及神人關係的思想應該改變，甚至應該用新的神啟加以取代。但是即使激進的宗教改革者也經常主張，恢復那些隨著時間流逝而被遺忘的真理。另一方面，如果保守的復古主義者心目中的真理和正確侍奉神的方法與現行宗教實踐在某些重要方面發生衝突的話，他們也會變成者。事實上，那些對人類世界觀造成深遠改變的真正重要的運動把對美好（有時候是想象的）過去的向往與對新的神授權威的訴求結合起來了。
古代中東的知識和宗教變化逐漸趨向民族的、超驗的一神教。但是只有猶太人得以堅持把這種趨勢發展成合理的、明確的結果。盡管其他民族把一個神祇提高到其他神之上，擴大一些特定的神的權威，甚至提高為宇宙之神，但是他們未能完全拋棄傳統的多神崇拜。
例如，在巴比倫，祭司宣稱馬爾都克神是宇宙的主宰。舊的宗教讚美詩和儀式都被“修正”，以剔除那些與祭司論調不一致的所有內容。例如，蘇美爾讚美詩提及國王神性的段落都被完全刪除了。但是在這種對古代文獻的清洗之後，進一步的篡改就終止了，一批大多起源于古代蘇美爾的宗教文獻，歷經亞述統治而幾乎未有任何更改。這種宗教的古老性和權威性無疑給人深刻印象，但是它為這一時期偉大的世界主義帝國中漂泊不定的個人提供的安慰太少。
埃及宗教的演變比較劇烈。驅逐了入侵的希克索斯人之後，埃及人踏上向亞洲擴張的帝國徵程，他們不得不考慮在尼羅河流域之外遇到的奇特的外國方式。將尼羅河和法老視為宇宙中心的舊觀念似乎不能很好地適用于外部世界。公元前14世紀，一群改革家和宗教激進分子由此興起，他們認為埃及和其他地區的傳統眾神都是虛假的。對改革者來說，只有無處不在的、恩澤眾生的光輝的太陽神阿吞，與像太陽一般仁愛並無所不在的法老（至少理論上），具有真正的神性。當法老阿蒙霍特普四世（公元前1379∼前1362年在位）登上王位時，他支持這些觀點，將自己改名為埃赫納吞，並開始利用法老的所有傳統權力，廢除了埃及的舊儀式和神祇。這遭到了祭司和保守主義者的反抗，所以埃赫那吞去世後，信仰阿吞神的人遭到殘酷迫害，就像從前埃及舊宗教形式信仰者所遭到的短暫迫害一樣。因此，埃及人放棄了改造宗教傳統、以適應與遙遠民族的接觸而帶來的新現實的全部努力。各種事務都奉行嚴格的保守主義，古代知識因其古老性而被點滴珍惜，這些變成了人們的普遍心態。越古老越好，因此在藝術領域，例如雕塑家會復制古王國時期的作品，且技巧純熟，以至于現代學者常常不能確定哪個作品是公元前3000年代的，哪個是2000年後倣制的！
古代中東政治史加強了這種心理上的回歸。公元前1100年後，埃及政權退縮到狹窄的尼羅河谷，其天然屏障甚至使亞述望而卻步，並使波斯對它的控制難以持久穩定。總之，在思想和行動方面，埃及都與外部世界隔絕了，正是由于這種做法，直到羅馬時代，埃及還能夠保留它古老的政治和文化認同。
早期猶太教
公元前1000年代真正有影響的思想不是在古代中東文明兩大中心的任何一個產生的，而是在兩個邊緣地區：巴勒斯坦和伊朗。巴勒斯坦位于埃及與美索不達米亞之間，它的居民了解兩者的文化傳統，但是沒有全盤接受任何一個。同樣，東部的伊朗是美索不達米亞與新興印度文明的文化分水嶺。因此，在巴勒斯坦和東部伊朗，當本地環境刺激人們試圖重新解釋宇宙的運行時，他們面對著的不是一種而是兩種互相衝突的思想體係。在這些情況下，完全同化，或者把文明社會的神話進行適度調整，以適應當地的需要和傳統，這兩種做法都不太令人滿意。相反，更自由和更激進的宗教啟示倒成為可能。在這兩個地方，嚴肅而敏感的人不再依賴現成的、自成體係的、極其古老的教義體係，而開始探索人類生活的永恆問題。
在這場重新確定人與超自然力的關係的鬥爭中，以巴勒斯坦為中心、記錄在希伯來經典中的猶太教傳統至關重要，因為它不僅為現代猶太教，也為基督教和伊斯蘭教的形成提供了有利條件。
《聖經》傳統把希伯來人追溯到亞伯拉罕，他離開蘇美爾城邦烏爾（也許在大約公元前1900年），在美索不達米亞和敘利亞的沙漠邊緣過著遊牧生活。據說亞伯拉罕的遷徙跨越了環繞阿拉伯沙漠北緣的肥沃新月地帶，直到他與其追隨者到達後來被稱為巴勒斯坦的迦南地。實際上這種傳統的描述不是完全不可能的。
在希伯來歷史上，下一個重大事件，即在埃及所受的奴役，更加令人迷惑不解，因為埃及文獻和編年史很難與《聖經》故事吻合。也許一些希伯來人隨著希克索斯人一起遷徙到埃及，後來被埃及本土法老所徵服；但是沒有埃及文獻這麼說。《出埃及記》中的領袖摩西也許曾接觸阿吞宗教；但是關于此事也沒有證據，除了他的埃及名字。關于受壓迫的希伯來人如何逃離埃及、在西奈半島恢復遊牧生活，《聖經》的記敘可能是以歷史事實為依據。與耶和華的契約、摩西在西奈山腳下的立法活動等，似乎的確正是一個忘記了沙漠中的習慣生活方式的民族所需要的。
現代大多數學者認為，公元前1200年後不久入侵迦南地並佔領巴勒斯坦丘陵地區的希伯來人是剛從沙漠中而來，只有少數人（也許12個部落中的一兩個）曾經到過埃及或知道摩西的宗教。但是，對于缺乏政治或文化凝聚力的部落來說，一部成文法典，和一位通過保護其子民不受埃及威脅而證明了自身力量的戰神，顯然是一筆寶貴的財富。因此，毫不奇怪，耶和華的宗教變成對抗迦南人的軍事行動的號召力。另一方面，當希伯萊人開始定居、從事農業時，他們就自然而然地轉向當地的神，即巴力神，它保護莊稼和使土地肥沃的法力已被長期的經驗所證明。
崇拜耶和華從未與崇拜迦南人的豐收之神結合起來。對沙漠的記憶，對耶和華的追隨者重創迦南人並摧毀其偶像的美好往昔的記憶，使古老的對抗情緒一直存在。因此，當抵抗腓力士人和其他相鄰民族的需要迫使希伯來人統一在一個國王的領導下時，先後為掃羅王和大衛王戰鬥的勇士們就在耶和華的戰旗下自然而然地聯合起來。然而，大衛的王國（約公元前1000∼前961年）的迅速擴張，為宮廷奢侈生活和與鄰國建立更緊密的關係鋪平了道路。這反過來促使一批先知以耶和華的名義，譴責由于文明的侵襲而帶來的各種花里胡哨的腐敗行為，重新攻擊巴力神。以利亞就是這些早期先知中最著名的一位。
個別先知強烈感受到上帝的權力和意志，受此鼓舞，他們用充滿激情的詩歌抨擊社會不公，這些詩歌都被記錄和保留下來了，先知運動由此改變了方向。在這些愛好文學的先知中，最早的是阿摩司（約公元前750年）。在這個時期，希伯來先知改造了耶和華的宗教，賦予耶和華無邊的力量，不再僅僅把他當作入侵迦南地時期的部落戰神。與此同時，他們宣稱上帝既公正又仁慈，既懲罰作惡者，也隨時寬恕及時懺悔的罪人。
耶和華一直是嫉妒成性的神，他要求子民完全忠于自己、拒斥其他神。因此，希伯來先知比較容易把對耶和華的崇拜發展為一種不妥協的一神教。中東沒有其他民族能夠變成一神教的信徙，而是保留他們的傳統信仰，因為他們都繼承了多神教。但是在一個遙遠的君主和起源于幾百英里外的無法預見的事件能深刻影響當地事務的世界里，一神教似乎是唯一能夠真正令人滿意的解釋。在這樣的時代，宗教的地方性再也不能適應一般常識和日常經驗。傳統的崇拜儀式顯得虛偽空洞；只有希伯來人能夠全面表達對宗教普世主義的普遍需求。因此，他們對民族一神教的定義就成為古代中東文明最偉大和最持久的成就之一。
耶和華崇拜所取得的制度化形式也對後來宗教發展具有重大影響。只要希伯來人享有政治獨立，以聖殿儀式為中心的耶和華崇拜就會在都城實行。大衛的兒子和繼承人所羅門王統治時期（約公元前961∼約前922年在位），聖殿崇拜儀式達到頂峰，所羅門在耶路撒冷為耶和華修建了一座雄偉的新聖殿。所羅門死（約公元前922年）後，希伯來人的政治力量削弱了，王國分裂成兩部分：北部的以色列定都撒馬利亞，而南部較小的猶太國則仍然定都耶路撒冷。正如我們已經看到的，當公元前722年以色列被亞述徵服時，它的權貴家族都被驅逐了，公元前587年，巴比倫徵服者尼布甲尼撒也把同樣的命運強加給猶太王國。
從以色列流亡出來的人喪失了他們的民族認同（10個“失落的部落”），並與中東其他人口融合了。因此，在北部王國，耶和華的宗教只幸存于普通農民中間。這種宗教的信徒後來被稱為“撒馬利亞人”。繼承了更豐富的猶太教傳統的猶太人蔑視撒馬利亞人，認為他們把真正的宗教與迷信混同起來。
被從猶太王國驅逐出來的人遭受了完全不同的命運。在耶路撒冷被徵服（公元前587年）前不久，猶太人力圖凈化對耶和華的崇拜。在這個改革過程中，宗教文獻被編寫成《舊約》，內容幾乎與今天所知道的一樣。因此，當猶太王國的權貴家族被流放于巴比倫、遠離耶和華的聖殿時，他們至少擁有《聖經》以供閱讀和研究。每周信徒集會時，教師（拉比）以講解《聖經》取代聖殿儀式，這變成後來我們所說的猶太教的核心儀式。甚至當波斯帝國的居魯士允許流放者返回耶路撒冷（只有少數人真正返回）後，修復了的聖殿中的儀式也沒有取代地方性的每周集會和閱讀《聖經》。大多數猶太人不能進入聖殿，因為許多人仍然雜居在遙遠地區的其他民族之中。但是他們保留了全部的信仰，通過思索《聖經》中上帝的承諾而增強信念。
因此，宗教與地域分離了。在大多數外部事務中，猶太人能夠像周圍其他民族一樣生活，說各種語言，穿著和舉止也五花八門，但他們都保留了對耶和華的忠實信仰。總之，宗教與人類文化的其他方面脫離了。猶太教不再依靠祭司在耶路撒冷聖殿舉行儀式，或要求信徒居住在同一個地區並遵守幾乎統一的習俗，而是只要在任何可供少數耶和華崇拜者集會、研究和思考《聖經》的地方，猶太教的信仰就能夠得到發展。
流放者也使猶太教信仰的感情基調發生了重大變化。先知運動的主要特點之一，就是一直強調未來錯誤將得到糾正的預言。但是流放巴比倫的經歷賦予未來更重要的意義。猶太人被迫捫心自問：為什麼上帝允許邪惡橫行人間？為什麼“他”如此嚴厲地懲罰他忠實的仆人？這個問題產生了兩種理論。有些人，如以斯拉（Ezra）和尼希米（Nehemiah），強調必須更謹慎地遵守《聖經》所揭示的上帝旨意，因為現實的苦難顯然是由于上帝對過去的缺點感到不悅。但是其他人，特別是偉大的詩人以賽亞，則發展出另一種思想：上帝正在凈化他的子民，考驗他們的耐心，檢查他們的堅韌，以便在世界走到盡頭、所有不公將被最終鏟除的大“審判日”，賜福于堅持下來的人。對于那些受到這一美景鼓舞的人來說，現實中所遭受的苦難越大，那麼“審判日”似乎就來得越快，小心依照《聖經》記載的上帝啟示而行動就更為重要。
由于《聖經》不同段落的許多觀點似乎相互矛盾，而且《聖經》的指示不能解答許多個人問題，所以拉比們不得不時常發揮獨創性，把《聖經》應用于日常生活。以此，他們逐漸發展出一係列行為規范，幾乎回答了人們提出的每個問題，並賦予日常生活以意義和價值。這樣一種信仰和道德規范就像古代中東凋謝的文化景觀中的一束亮光，中東的大城市中大量充斥著的人失去了祖先的宗教價值，卻沒有獲得任何適合城市環境的真正信仰或新道德規范。因此，在大城市里，其他的信仰衰落了，只有猶太教繁榮發展，在動蕩而艱難的時代里，更深地扎根于信徒的心靈之中。
直到公元前500年之後很久，《聖經》的內容才被編定，直到公元後幾個世紀，拉比們對《聖經》的注釋才固定下來。但是，到公元前500年，猶太教特有的重要性和獨特的生命力已經變得非常明顯了。
瑣羅亞斯德教
與此同時，在美索不達米亞另一側的遙遠東部，公元前6世紀，另一場宗教運動變得舉足輕重。與作為唯一偉大的先知產物的猶太教的發展不同，波斯宗教的改革與瑣羅亞斯德的名字連在一起，瑣羅亞斯德蔑視和抨擊民族傳統，力圖革新各種事物。雖然現代印度的拜火教徒把他們的宗教追溯到瑣羅亞斯德，但是這種聯係非常模糊。例如，拜火教所保存的宗教文獻就很難確定哪些可被歸于瑣羅亞斯德本人。這些宗教文獻中最古老的部分《伽他》（the Gathas）是用波斯語的草書形式寫成，許多段落至今仍然不為現代學者所理解。
因此，很難了解瑣羅亞斯德的詳細教義，關于他在何時何地傳教也存在激烈爭議。唯一無可爭辯的重要事實是波斯國王大流士（卒于公元前486年）的一些銘文中引用了瑣羅亞斯德的話語。這表明大流士本人是一個瑣羅亞斯德教徒。在大流士時代，瑣羅亞斯德的教義很可能只是一部剛剛完成的作品，其作者力圖解釋和梳理這個變化中的世界，當波斯人開始帝國徵程之時，他們在這個世界里發現了自我。
瑣羅亞斯德的啟示是崇高而抽象的。他宣揚至高無上、虛無縹緲的宇宙之神阿胡拉?馬茲達的榮耀。馬茲達注定與邪惡主神阿里曼爭奪宇宙。每個好人的職責顯然是站在“光明”一邊，遵守由先知瑣羅亞斯德傳達的阿胡拉?馬茲達的指示。這些就涉及適當的崇拜儀式（血腥祭品被明文禁止）和對待他人的道德行為標準。作為回報，瑣羅亞斯德許諾此世的興旺和來世的永生。他似乎還認為，世界的末日將在預定的時節來臨，到那時，阿胡拉?馬茲達將帶來由金屬融化而成的凈化洪水，吞噬惡人，彰顯自己的勝利。到那時，神聖的、天使般的、人性化的“光明”力量也將永遠沉浸于他們的勝利喜悅之中。
瑣羅亞斯德教從未成為波斯以外的其他民族的宗教，即使在波斯人中，可能也只有少數貴族和宮廷人員完全接受先知的教義。例如，薛西斯（卒于公元前465年）之後，波斯君主們留下的銘文所提及的神和觀念就與瑣羅亞斯德的教義（現代學者所重構的任何教義）相悖。因此，即使在波斯宮廷內，嚴格的瑣羅亞斯德教也沒有長期盛行。但是波斯人在居魯士統治下取得並在大流士統治下得以鞏固的政治權威意味著，波斯統治下的各民族至少模糊地了解瑣羅亞斯德教。因此，後來猶太教的一些特點——如天使的觀念和惡人將入煉獄的觀點——或直接借鑒自瑣羅亞斯德教，或受到其教義影響。
瑣羅亞斯德教沒能像猶太教及其兩個衍生宗教——基督教和伊斯蘭教——那樣改造世界。但是瑣羅亞斯德的教義的確值得與偉大的希伯來先知的教義一起，被視作某種嚴肅而積極的勢力，試圖為古代中東大一統世界的動蕩和不確定性提供宗教指導和秩序。瑣羅亞斯德教的二元主義對惡的解釋比任何嚴格的一神教都有說服力。因此，間接起源于瑣羅亞斯德的二元主義出現在猶太教—基督教—伊斯蘭教的傳統之中；但是瑣羅亞斯德教本身幾乎沒有幸存下來，除了後來印度拜火教群體中面目全非的形式之外。
本文摘自：《世界史：從史前到21世紀全球文明的互動》，作譯者名：[美]威廉?麥克尼爾（William H. McNeill）著，施誠、趙婧 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