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全社會學》（第二版），顏燁著，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出版，46.00元

　　伴隨著工業化、現代化和全球化的迅猛發展，人為的技術風險、制度風險裹挾著自然災害、戰爭衝突等傳統性風險，疊加性地威脅著人類的生存和發展，以至於今天人們更加渴求安全。

　　2009年版的國內學科分類及代碼在安全科學技術一級學科名下開始正式列入“安全社會學（6202110）”條目。至此，安全社會學作為社會學與安全科學交叉的新興學科、分支學科，有了體系性的探索。此前，2007年初，顏燁出版了《安全社會學》一書（第二版于2012年5月全面修改）。顏燁教授認為，“安全”可以包含內在三維即身體安全、心理安全、權利安全，以及外在三維即事/物安全、環境安全、系統安全，因此，安全社會學即是研究人的安全存在和發展的社會因素、社會過程、社會功能及其本質規律的一門應用性交叉學科。因此，安全社會學即是研究人的安全存在和發展的社會因素、社會過程、社會功能及其本質規律的一門應用性交叉學科。

　　其實，社會學本身就具有研究社會安定有序的學科使命，如孔德在創制社會學時，就將“進步”和“秩序”視為社會學的兩大基石，其中“秩序”就是社會安定和諧的訴求。而馬克思的“異化”論、馬克斯韋伯的科層理性“鐵籠”，以及哈貝馬斯的“系統”對“生活世界”的殖民和侵蝕、福柯的“監獄社會”困惑、吉登斯和貝克對於增長主義和極權主義的現代性反思等等，都力圖從宏觀上闡釋人之“本體性安全”正在深深受到“存在性焦慮”的煎熬。因此，我們今天力圖將“（人的）安全”視為一種實體性的社會現象或“社會事實”，探索創建一門新的綜合性學科體系。社會學力圖從社會系統論、社會結構角度找尋解決安全問題的方法和途徑，尋求社會秩序的合理建構和社會結構的優化調整，即結構性治理，根本上是要通過解決“不平等”問題來解決“不安全”問題。

　　顏燁教授進一步拷問認為，安全社會學與災難社會學、風險社會學等究竟有何區別？正如風險社會理論大師貝克所言，風險是介於安全與毀滅（災變）之間的一個中間狀態（“風險”在中文裏顧名思義：象風一樣的危險，既可感知也不可感知，既可控制也不可控制，既微小也狂烈）。言外之意，當人的各種理性如科技理性、經濟理性、法律理性、危機管控理性、應急救援理性、福利保障理性等，能夠化解風險的時候，人或社會就會逐漸變得安全；相反，當人類理性不足或者理性作用失靈的時候，風險就會轉化為災難。也就是説，三者雖然密切相關，但有各自研究的範疇和主題。

　　大體而言，災難（災害）社會學著重圍繞災難-社會的關係，研究災難（災害）發生的社會原因、社會過程及其社會效應的規律性，強調災變發生條件下人與人之間的關係，包括災變發生時的自救、互救與公救問題，與安全社會學所強調的應急救援、危機應對等安全理性有交集。其中，災難社會學中的“社會脆弱性”概念，一方面揭示了人類社會在大自然面前的脆弱無助、抗逆性過弱，另一方面反映了政府、企業、社會三者關係中，社會子系統的力量比較脆弱。

　　風險社會學不等於風險社會理論，而是一種學科體系。風險社會學即基於風險-社會的關係，著重研究各類風險現象的社會原因、社會過程和社會效應（包括風險的社會處置）及其規律。化解風險的過程其實就是安全過程，顯然與安全社會學富有交集。與吉登斯強調個體的反思性不同，與貝克強調社會力量（有組織不負責任）不同，盧曼的風險社會學更強調系統辯證意義的風險，認為社會中根本就不存在一個在不傷害他人的前提下，做出對自己有益的行動的情形，任何決策者的風險都是被影響人的危險，因而強調反思的力量在於系統本身，這樣他在傳承帕森斯的結構功能論的同時，不斷植入現象學的因素，從而構建起他的風險社會學理論。

　　因此，顏燁教授綜合地認為，風險是絕對的客觀存在，安全、災變都是相對的，即沒有絕對的安全存在。安全社會學雖然圍繞安全-社會的關係展開，但從某種意義上來説，安全本身更是人類的一種理性活動。人作為理性化的社會行動者，有安全需求必有安全行動，一種理性化的、主動性的社會行動（而非被動的安全行為）。這種安全行動理性不僅能夠通過社會互動形成包含一定規範、互惠、信任、網路在內的安全結構，也會受制于宏觀社會系統中的各類結構性因素的制約，諸如資源機會配置不均衡、不平等的階層結構、城鄉二元結構、收入分配結構、家庭和組織結構等的影響；再進一步説，安全結構鑲嵌于社會系統之中，形成獨自變遷的安全系統，同時也反過來統帥或再生安全結構及其變遷、安全理性及其行動。這實際上體現了社會學的傳統核心命題“行動-結構”；而澳大利亞社會學家馬爾科姆沃特斯則將社會學的理論研究鏈條概括為“行動-理性-結構-系統”四大方面，富有見地。因此，安全社會學同樣可以沿著這一分析鏈條，構建起“安全行動-安全理性-安全結構-安全系統”的分析邏輯，並圍繞這一邏輯構建起完整的學科體系框架，使得這門學科不斷走向成熟。

　　最後，需要重申的是，社會結構是社會學研究的重要議題，尤其其中的社會階層結構，更是社會結構的本質所在，因而研究安全社會學，顯然回避不了社會結構的分析。縱觀當今紛紜複雜的安全風險問題，無不具有社會結構性原因，如政府-企業-社會的關係結構、官員-企業主-民眾的關係結構、經濟-政治-社會關係結構，或者城鄉關係結構等的不均衡性問題，因而顏燁教授認為，必須從根本上優化結構調整，才能達到安全治本，即“結構性安全治理”，這才是真正的“預防為本”，而不僅僅是從技術、法律制度、經濟投入、監控管理等手段進行治理，這些都不過是治標。但他認為，今天一些政府等組織恰恰將治標當作治本，走向了極端安全主義理性，以至於為維穩而維穩、為經濟增長抓安全，其結果當然不能如願，這恰恰是安全社會學需要批判反思的所在，進一步説，即不僅僅需要安全治理的工具理性，更需要強調安全保障、安全治理的倫理價值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