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8月,我拿到了美國的簽證。大使館門口的隊伍排得特別長,我走出來的時候,所有的人看著我説,這個人拿到簽證了。我當時特別高興,我今天所講的故事,從那一刻就開始了。
難以穿越的心理
我作為寫作係第一個拿到全額獎學金的中國學生,走進了美國校園。第一節課是英文寫作課,我很早就到了教室,當時穿著一件粉紅色的毛衣、一條淡藍色的牛仔褲,一雙白色的運動鞋,扎著長長的馬尾辮,坐在空無一人的教室裏,戰戰兢兢,不知道能否聽懂。沒多久,一個裹著紫色頭巾男孩子推門進來一看,又縮回去了,再推門的時候他説,我走錯係了嗎?之後,他告訴我,我當時那種保守、毫無前衛可言的打扮,讓他感覺到走錯地方了。因為,寫作係學生們都穿得相當前衛,一直有著反傳統風格。而且,他們通常不買新衣服,只去舊貨商店淘。這種生活風格所反映出來的都是這群學生自甘邊緣、自我放逐的人生態度。讓我第一次感覺,世界上還有另立於主題之外、主流之外的一種人的存在。
有一次,回到學校很晚。同學問我,怎麼了?我説,跟一個黑人吵架了。當時,全班同學都很憤怒,説你為什麼要先提及膚色呢?並且推斷我有種族偏見。後來,我知道在日常的言談舉止上我都要有一個整體的人類觀,不能特意指出白人、黑人、黃種人。有時候,提及同性戀,我臉上會不自覺地出現了一種不自然的表情,同樣,會有人認為我瞧不起同性戀。在學校裏面,我原本正統的觀念統統被洗牌了。到了美國,並代表我已經理所當然地成為他們的其中一員,實際上,我還要從心理上逐漸適應才行。
這些生活上出現的問題,在文化和學術方面也會遇到。在芝加哥讀書的三個月裏,我向他們介紹中國芭蕾舞劇《白毛女》,給他們講其中的劇情。他們大多難以理解,欠債還錢理所應當,楊白勞怎麼還可以打人?假如,我們不能把一種道德審美架構提前建立起來,誰能夠看得懂《白毛女》,並且去欣賞它呢?
我的先生給我翻譯過一些作品,例如《白蛇》《天浴》等等。他認為外國人光看原文,是很難看懂的,問我能不能加註腳。但是,加註腳之後,卻佔了全書五分之一或者六分之一的版面。讓我們感到無助的是無法把一種文化、審美觀翻譯過去。雖然,文字可以被翻譯,但是文字講述的故事,故事裏所包含的文化,會因為缺乏一種統一的審美觀,即使跨越了空間,也無法穿越心理。
在美國初期,我是用英文進行寫作的,比如,用英文寫一些小故事片斷。通過這種方式我完成了短篇小説《天浴》。小説講的是一個發生在女知青和藏族小夥子之間的故事。在女知青下放的時候,藏族小夥子像教練一樣教她放馬、幹活,兩人相濡以沫。幾年後,其他女知青通過犧牲色相換來了回城的機會。於是,她也這麼做了,卻發現被耍弄了,心理和身體趨近崩潰。她既沒有達到回城的目的,身體和靈魂又遭受到了蹂躪。之後,她又聽説可以通過把腿打傷,變成殘疾回到城裏去,就決定請藏族小夥子用槍把她打傷。舉起槍,不斷抬高槍口。最終,一槍把她打死了。這個男人從她的動作、眼神看出了她求死的願望。幫她結束這段痛苦、恥辱、不能回城的生命。
我寫完以後,很多美國人問,不是應該是打腿嗎?但是,我想表達的是女孩用她僅剩下、最弱勢的生命來與命運抗爭。很多人就是不能理解,為什麼要這樣?她已經是一條沒有辦法掙扎和反抗的生命了,即便變成一個殘疾人回到城裏,還會遇到多少苦難。
字面上的翻譯本身就存在著不小的困難,要想通過語言上的翻譯傳遞整個的文化差異同樣難以做到。我學習英文是為了用英文進行寫作,學習中文是為了用中文進行寫作,它們倆從來沒有相互的翻譯過。
描寫移民生活
我在美國的第二個階段,就開始寫中國移民的生活了。由於各種原因,很多中國人移居到了美國。他們的經歷和生活都非常獨特、有意思。新環境排斥我們,它不能完全吸收我們,我們也很難完全適應它,在這個過程中會産生很多故事。生命移植的排異過程值得通過文學記錄下來。那時候,我寫了《女房東》《海那邊》等短篇小説。
有一天早晨,我走在舊金山的大街上。當時,霧沒有完全散,但是太陽已經出來了,霧裏帶著陽光。我看見路邊樓上的一個窗子裏挂出來一件淺粉色的睡衣,半透明的蕾絲上沾著水霧。當時,我在想女性怎麼可以有這麼美的睡衣?換做男人看見了,會不會覺得這件衣服比它的女主人還要美呢?哪怕是個很可怕、很兇惡的女人。這件睡衣卻包含我對最美女人的所有幻想。以此為靈感,我完成了短篇小説《女房東》,刻畫在美國主流文化排斥他族文化的大背景下,一個小人物的命運,包含著我對移民們的孤獨、痛苦的理解。
《女房東》裏描寫了一個到美國去陪讀的大陸男人,租住在一個女房東的廉租房裏。他經常幫女房東做一些瑣事,比如澆水、打掃,以此減掉部分房租。女房東是單身,但是,夜裏總會有人找女房東。男人逐漸對女房東産生好奇,女房東究竟是什麼樣呢?茶杯上面的淡淡淺紅的唇印,一團捏得松松的濕紙巾,都能勾起他的幻想。
有一天在浴室裏,他發現了一件非常美麗的淺粉色睡衣。他頓時呆住了,覺得是那位最美麗女人身上脫下來一層膜,併為此傾倒。此時突然聽見門響,他不知道怎麼辦,慌慌張張地離開了。等他恍然大悟的時候,卻已經把睡衣偷進自己的房間裏。對於他來説,這是一件難看的事情。思前想後,他決定把睡衣藏起來,藏到壁櫥裏面。等他第二天回來的時候,卻發現睡衣不見了。他覺得女房東發現這件事,拿走了睡衣。他覺得再沒臉見女房東了,匆匆忙忙寫了一張支票,留下了所欠的所有房租,倉皇出逃。結果是,那件睡衣仍然藏在自己的大衣裏面,是自己忘記了。在異國的生活中,守護著孱弱的、美麗的女房東,原本是他唯一的慰藉。但是,他親手毀掉了自己最後的一點溫馨的東西,並且無法再回到過去了,他已經和女房東訣別過了。
我從睡衣這一角度來寫的正處於遷移過程中的人的痛苦。假如他不是一個移民,肯定不會敏感到病態的地步。他感到了疼痛、孤獨和對溫情的渴望。最後,與她失之交臂了。在美國的那些日子裏面,我創作了很多類似的關於移民的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