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跟蔣增福先生是同鄉。同到什麼程度？一個村：蔣家村，俗稱蔣家門口。這是個大村。大到什麼程度？富春江流域的第一大自然村，有十八個生産隊，四千多人。樹大分杈，路遠出岔；什麼東西大了、多了，總不免要被分。所謂滿招損，多則少。蔣家村已大到這份上，箍不住，要裂開來。於是被分成上臺村、中臺村、下臺村。我和先生同在中臺村，兩家屋檐直線距離百十米，雞犬相聞，炊煙相繚。若是年紀相近，必是一起光屁股摸過魚蝦，一起上山偷過板栗，或許彼此身上還有對方拳腳作威時留下的傷痕。我稱先生為增福叔，彼此童年猶如冬天和夏天，南墻和北窗，不可能會面。我見到他時，他已年過半百，頭髮謝頂，眼戴花鏡，言談灑脫，和我想像中的文人形象基本吻合。

　　自小，我就聽説我們村文脈深厚久遠，常出文人。古時出過什麼文人，我不知道。村裏的歷史都是口述史，熬不上百年。百年前的東西都被時間拋入太空，缺名少姓，虛無縹緲。印象中，我聽説的第一個有名有姓的文人就是蔣增福，然後又有許什麼、蔣什麼、陸什麼等不甘落後。貧瘠的鄉村沒有閱報欄—當然，更沒有閱覽室，但一年中總有幾份報紙、書刊，在各種重要場合驚艷亮相，被人爭相傳看。看的人像有一種天賦的責任似的，把他所看到的內容在最大範圍內傳播。於是，四五千人的大村莊，男女老少，無人不知這幾個名字，以及他們名字背後蘊藏的光榮和夢想。我後來癡迷寫作，當與這幾個人被村裏當菩薩一樣頂禮膜拜有一定關係，它給年少的我一種至深的印象：似乎只要在報刊上發表文章，做個文人，就能獲得他人崇敬。

　　人童年時會有很多錯覺，從錯誤出發，不一定步入深淵。童年是不怕錯的，只怕蒼白。人一輩子很多正確的事，恰恰是錯誤選擇的，在不合適的時間裏做了不合適的事，讓人生之路變得曲裏拐彎，在彎道裏留下了驚險和精彩。

　　當我也變成文人後，回頭看去發現，曾經激勵我舞文弄墨的那些同村前輩文人，真正不愧文人頭銜的，只有蔣增福一個。那些人的文章不過是一些職業行為，有的是新聞報道，有的是時勢催産的應景小品，有的甚至是變相的述職報告，雖印成鉛字，但無文采，無心靈，不忍卒讀，枯燥無味，在時間面前均低下“高貴”的頭顱，斯文掃地。好的文章是穿越時空的。蔣增福的一些記敘鄉村和地方野史之作，文筆老辣，作法有度，至今讀來還是饒有興致，自嘆弗如。

　　今天，在滾滾物欲的掃蕩下，即使是在文脈濃厚的蔣家村，文人也不再是一個什麼尊稱。文人這個響噹噹的名詞，正在向一個軟綿綿的形容詞—文弱—靠攏。但作為文人的標誌依然傲然挺立。文人有什麼標誌？當然，首先要有作品，有發乎于情、具有個人體溫和心跳聲的文章供人參閱，這是安身之本。只有發自內心之作才可能穿越時空，因為世界再寬大、時光再久遠，人心是不變的，情感是相通的。其次，要有一副不失好玩好奇的文藝心腸。我們常説，文人無行。這好像是個貶義詞，其實恰恰是文人可貴的品質。有行者，必是人情世故練達，聽話聽音，做事看樣，分寸得體，人見人愛。文人往往口出狂言，嘴無遮攔，我行我素，落拓不羈。文人看上去有禮有節，打起交道來書生意氣，話不投機半句多。文人不但好出風頭，還好高騖遠，常常替古人擔憂，對星星月亮發情，對樹木花草感懷。因為多愁善感，文人總是掩藏不了情緒，常常露出馬腳，授人以柄，像一條不時有汛情的河流。由於敏感好奇，文人總是有多疑深究的毛病。文人不是不倒翁，文人是蹺蹺板，平衡能力最差。躲在深山老林去當隱士的多半是文人墨客，只因為他們把人世看得過於複雜陰暗，同時又缺乏化繁就簡、化險為夷的能力。俗世是需要睜一隻眼閉一隻眼的，文人總是失之偏頗，要麼雙目圓睜，要麼兩眼緊閉。文人一旦圓滑了，世故了，巧舌如簧，八面玲瓏，左右逢源，上下通吃，就休想寫出安身立命之作。

　　我同蔣增福先生打交道近三十年，深感他是一個資深的標準文人，即使在仕途拼打多年，依然棱角分明，不諳世故；即使年屆八十，依然童心不泯，筆耕不止。這是我一心追求的，八十歲還是俗世裏的局外人，滿足於以文字的方式擁抱這個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