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燁　　著名文學批評家，中國社科院文學研究所研究員，中國當代文學研究會會長。著有《文學觀念的新變》、《文學新潮與文學新人》、《批評的風采》、《文學論爭20年》等。

　　“還有一個‘中國文情報告’一個‘中國文壇紀實’要做，幾十本書沒看，這些年前都要做完”，採訪白燁的時候，他説。

　　每到年底，都是白燁最忙的時候，各種研討會，課題報告，文章，齊頭並進，幾乎不可能完成，“不吃完也要幹完”，白燁説。而且，這種極度忙碌的生活，對於白燁來説，卻只是日常的工作。

　　忙碌的批評家

　　開會，看書，寫文章，這基本上就是白燁生活和工作的全部。和想像中的文學評論家的生活，完全不一樣。

　　“事情多，活動多，作品多”，這是白燁對當前文學界的説法，“作協的，文化公司的，網站的，不同機構，不同層面，各種各樣的作品，各種各樣的活動，會趕會，作品壓著作品，過去一年出一千部長篇就覺得很多了，現在一年四千部。有時候不趕不行，不看也不行，這個研討會上，抽空看下個研討會的書”。

　　批評家太忙，批評家太少。白燁説“就我而言，有每年年末的兩個項目，會特別忙一點。但是大部分批評家窮于應付，這也確實是真實的現象。有時候作家會不高興，覺得批評家忽略了他，有一次我碰見一個作家，説他的作品出版，很久沒有人寫評論。其實沒有人冷落她，傳統的作家有時候還會有上個世紀八九十年代的想法，一部小説出版，很多批評家寫文章。但是現在不一樣了，出版半年沒人寫很正常，因為批評家都太忙了，不是故意冷落作家，事實上，很多時候，忙到都顧不上冷落誰了”。

　　有人曾問白燁，業餘時間一般都幹些什麼，白燁説看書，問的人説看書不算業餘活動，白燁想了想，説“那就沒有了”。

　　和普通人不同，對於白燁這樣的批評家來説，不僅是業餘時間，就連節假日基本上也是沒有意義的，即便是春節也是這樣，“根本不可能出去玩，沒有那麼多的時間，都是在家看書。別人休息，到處去玩兒，我休息，就是不看書，就這也只能歇上兩三天，然後又回過身來接著看。”

　　這樣的生活，已經持續了很多年，“一年年就這麼走過來，也習慣了，很難改變了。”每年下來，至少要看一百多部作品，“至少三天一本，還不能浮光掠影地看，要做筆記，要分析好壞，要寫文章”。

　　這是常態，碰上特殊的活動，比如評獎，看的更多，寫的也更多，白燁説“今年我參加了兩個文學獎評獎，書都是論箱子看的，一箱子好幾十本，還得給出意見，焦頭爛額”。

　　被批評的批評家

　　讀別人的書，寫批評文章，看起來批評家總是旁觀者，其實不然，很多時候，批評家自身，也會成為別人批評的對象。

　　比如評獎，評獎的評委並非都是批評家，但批評家卻不可缺少。所以當評獎被質疑的時候，批評家也不可能置身事外。白燁説“有人覺得評論、評獎的有效性、公信力不夠，這確實存在。但同時，要把文學批評放在文學生活的結構中看，它不僅是批評家的問題，還是文學建設的問題”。

　　紅包批評家也是人們對於批評家最多的非議之一，對此，白燁並不認同，他説“很多人説批評家是拿紅包寫評論，其實那都不能算紅包，太少了，如果要算付出收益的話，根本不合算。另一方面來説，寫一篇圖書評論，首先要花很多的精力看書，做筆記，然後花更多的精力寫評論，寫一個長篇的評論，最後就掙幾十塊錢稿費，這樣就正常嗎？”

　　所以批評家其實沒有專業的，大部分都是業餘的，都有另外的職業謀生。因此，也就顯得零散而孤單，白燁説“文學批評家都是散兵遊勇，都在孤軍奮戰，社科院有幾個，這個學校有幾個，那個學校有幾個，不成體系，也就很難形成一個有力的批評體系，更難維護批評家的權利。當然，也有一些非常鬆散的組織，但是基本上沒有比較有效的作為。”

　　做了許多年的批評家，在文學批評領域，白燁毫無疑問是知名的批評家，以至於很多時候人們會忘記他的另外一個身份，中國社科院文學研究所研究員，但是這無助於文學批評困境的改善，白燁説“我感覺，批評的環境和氛圍，越來越複雜，越來越繚亂，還沒有上個世紀八十年的時候更適合批評家生長。那時候文學創作和文學批評是雙輪驅動，現在都是重創作，輕批評。作協的主席團裏面，沒有一位批評家，這就是表現之一”。

　　評論家難以生長，不僅僅是收入的問題，更重要的，是沒有評論家們的平臺，白燁説“其實全世界也少有專業的評論家，多是業餘的，問題在於，評論家需要一個平臺，比如《紐約時報》的書評，可以用數十年打造一個專業的、有權威性的批評平臺，甚至批評家的意見會直接影響一本書的銷量，但我們沒有給批評家發揮的平臺，不知道是沒有人有耐心做，還是沒有戰略的眼光”。

　　不生産批評家

　　不再生長批評家的世界，原有的批評家們，不僅孤軍奮戰，而且要以少對多，白燁説“現在的批評家，也就三四代，但是創作者，卻有六代。”

　　“批評的難處正在於此，以萎縮的群體面對日漸壯大的文壇，以滯後的觀念面對變化的文學”，代際少，人數少，和創作嚴重的不對應。而且不僅是規模上的不對應，還有觀念上的不對應，傳統時代成長起來的批評家們，批評的方式也依舊延續著傳統的形式，開研討會，寫文章，但面對如今的網路作品，移動網際網路傳播，這樣的方式就顯得特別的尷尬，在新興的媒體上幾乎沒有任何影響力。“在面對年輕人的作品時，往往會顯得捉襟見肘，比如網路文學、類型文學、青春文學等，我們很難看出它的好來，但它卻在年輕人中間影響極大，傳播很廣”。

　　這樣的尷尬還會延伸到文字之外，“比如説影視，現在有很多網路文學改編成影視作品，這些作品在文字狀態時，文學批評就缺席，在改編之後，依舊缺席。並不是評論家們不願意去評論，去研究，有時候確實有客觀的因素。現在從事評論的大多是50後、60後，方式、觀念都相對有了固定的模式，適當的適應時代變化可以，但是要説徹底的搖身一變，變成網路時代的批評家，這不可能。這些事情，需要新的文學批評家來做”。

　　但是很顯然，新的文學批評家群落，並沒有出現，更多時候，年輕人更願意去創作，而不是去評論別人的創作。這是人生態度的變遷，也是現實困難所迫，白燁説“第一個問題，就是做文學批評基本上不可能養活自己，更不用説養家糊口，出版一本書會有一定的收入，但是寫一本書的書評，收入和沒有差不多，最多幾十塊錢。第二個問題，太辛苦，文學創作可以憑感覺去寫，但是文學批評則不能，它需要一些必需的訓練，比如一定的理論知識，文史知識，大量的閱讀等等。”

　　批評的價值

　　如何培養批評家，白燁説“文學批評是一個很複雜的事情，我們有中文系，但是中文系最多培養研究者，研究者往往關注的是經典，是靜態的研究，批評則不同，要關注當下最新的變化，是動態的。魯院有針對文學批評的培訓班，這樣的培訓有一定的作用，但是顯然遠遠不夠。當然，多元的時代，並不意味著一定要多專業才能當批評者，任何人都可以成為文學批評家，但至少有一個可以讓批評家表達的機制才行”。

　　儘管對批評的環境失望，但白燁依舊希望能有更多的年輕人進入到文學批評的領域，他説“不要把文學批評看做是批評家的事情，它也是整個社會的事情，和每個普通人有關。因為它所針對的，其實不僅僅是個體的作品，不是去批評一部作品，而是尋找它背後的價值觀。”

　　真正的批評家，關注的整個社會的主流價值，這才是批評的真義所在，白燁説“批評家們用文學批評的方式，介入到社會中，介入到人們的生活中，不僅可以引導文學的創作，更重要的是告訴人們，什麼樣的價值是最值得堅守的”。

　　這是一個多元的時代，但多元並不意味著沒有主張，沒有堅持，網路文學中從“總裁愛上我”到“總理愛上我”的模式變化，豈非也正是這個社會對金錢、權力、成功的畸形崇拜所致。

　　白燁希望，更多對文學依舊抱有熱愛的年輕人們，會關注文學批評。白燁自己也是一個文學愛好者，或許，所有曾經熱愛文學最終又沒有成為創作者的年輕人，也可以和他一樣，把興趣轉移到文學批評中。

　　晨報記者 周懷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