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國內率先開展《儒藏》編纂，創建“中國儒學”博士點，承擔著四川人文學科迄今為止最大的人文工程《巴蜀全書》的編纂……這一系列學術課題，全部跟一個名字連在一起：四川大學國際儒學研究院。作為四川儒學大本營，它不僅會在浩瀚的史書中研究經典儒學，更是走出了大眾儒學的“第一步”：計劃編寫從幼兒園到大學的儒學教材，甚至編儒學連環畫給小朋友看。研究院院長舒大剛教授認為，儒學本就是面向現實社會的致用之學，它對扭轉信仰缺失、行為失序的狀態有著積極作用，“讓儒學走出象牙塔，也是研究院的應盡之責。”

　　一種需求

　　“對人生和社會有很多疑惑，希望通過學習儒學，能夠知道人該如何生活，社會該如何和諧發展。”

　　一種責任

　　“編寫從幼兒園到大學的儒學教材，編儒學連環畫給小朋友看……它對扭轉信仰缺失、行為失序的狀態有著積極作用。讓儒學走出象牙塔，也是研究院的應盡之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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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了編纂

　　“最遠去過臺灣圖書館”

　　在成都西航港長江路的文化走廊上，一組漢白玉《儒藏》雕塑佇立街頭，10冊比人還高的“書籍”整齊排列，頗有厚重感。若你了解它背後的故事，就會更加仰視它———這套名為《儒藏》的文獻，由四川大學國際儒學研究院整理編纂，在現實中已出版274冊，花費了17年。有學者評論，儘管國內數所高校和研究機構都致力於《儒藏》整理，但四川大學的這套叢書，仍算得上“千古儒學第一藏”。

　　“這是2500年來最大型的儒學文獻資料庫，我們把歷代浩如煙海的儒學文獻加以系統、科學地整理。”川大國際儒學研究院院長舒大剛教授回憶，1997年剛起步時，以川大古籍整理研究所為班底，20多人全情投入，“它打破了傳統‘經史子集’的四分法，以‘三藏二十四目’為分類體系，現在已出版完成了‘史藏’，‘經藏’和‘論藏’的編寫還在繼續。”想起編纂的過程，川大國際儒學研究院副院長尹波教授感嘆，無耐心和毅力不可完成。他們要從浩瀚的歷史文獻中把有關儒學的人物傳記、碑刻、墓誌銘等內容全部找出來，用老式標點斷句，必要時還要寫校記。那些大部頭的史料，散落在全國各大圖書館裏，為了找一本書而跋涉千里，是常有的事，“我最遠都去過臺灣的圖書館。”

　　這部鴻篇巨制，奠定了川大儒學研究的地位，也成為2009年10月，川大和國際儒學聯合會、中國孔子基金會共同創辦四川大學國際儒學研究院的重要機緣。一種傳統文明為何要與“國際”掛鉤？儒學研究院學術委員會主任郭齊教授告訴記者，在國際學術會議中，外國研究者就提到：21世紀解決人類的各種問題，就要回到2000多年前中國的孔子那裏。這意味著，儒學已是世界關注的熱點。

　　目前，研究院已是四川儒學研究大本營，除了率先開展《儒藏》編纂，它還創建了“中國儒學”博士點，成功申報國家重點學科“歷史文獻學”……現在，它還承擔著四川省人文學科迄今為止最大的人文工程《巴蜀全書》的編纂工作，計劃用10年時間完成。

　　“西漢景帝時期，蜀郡守文翁在成都創辦文翁石室，這所世界上現存的連續辦學最悠久的學校 ，開啟了巴蜀大地”重文尊儒“的學風，我們現在做的，就是繼承、發揚和創新。”舒大剛如是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