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復旦大學中文系教授張新穎將十年研究成果集結成書，推出《沈從文的後半生(1948-1988)》。該書不僅僅是對沈從文後半生經歷的描述，更悉心呈現了一代文學巨匠的精神生活，展現了他在生活和精神上持久的磨難史。

　　在7月13日的新書發佈會上，中國人民大學文學院院長孫鬱與張新穎一起，探討了文學與政治關係、知識分子與時代潮流關係、知識分子獨立性與使命感等方面的內容。張新穎表示，沈從文的獨特“自我”讓他在1949年後無法跟隨時代，從而放棄文學創作；而孫鬱則將其評價為“失敗的英雄”。

　　無法跟隨變化的時代走

　　1949年之後，沈從文迫於外在壓力選擇“改行”，放棄文學創作而轉為文物研究。這樣的經歷在他長達三百多萬字的書信裏有所呈現，也是張新穎新作的基本素材。孫鬱認為，張新穎用理性、冷靜克制的筆調，不虛誇，不炫耀，對沈從文後半生做了客觀呈現。這可作為研究知識分子的標本，並讓人提出“知識分子為什麼不能跟著時代走”的疑問。

　　張新穎對此做了解答。他認為， 20世紀的社會環境變化巨大，知識分子和時代潮流之間的關係具有多樣性。五四之後，多數現代文學家是在現代啟蒙理論下，通過與過去決裂的方式擁有“自我”的，理論本身隨著社會環境的變動而變化，因而“自我”可以去調試；而沈從文的自我則來自“過去全部生命的積累”，這種不同於他人的獨立性，讓他在經歷社會大轉折時更易遭受痛苦，痛感也更加強烈，會“過不去”，甚至出現自殺等極端行為。

　　“但是，沈從文雖然有‘無法跟隨變化的時代走’的一面，卻比時代走得更久。他曾經遠離潮流，而潮流過去之後，沈從文的東西反而能保留下來。雖然他當時的探索並未得到周圍人的理解和支援。” 張新穎補充道。正如張新穎在《沈從文與二十世紀中國》中寫道：“弱小的力量也是力量，而且隔了一段距離去看，你可能會發現，力量之間的對比關係發生了變化，強大的潮流在力量耗盡之後消退了，而弱小的個人從歷史中站立起來，走到今天和將來。”

　　文物學研究延續文學性質

　　孫鬱提出，沈從文的後半生雖然沒有進行文學創作，但他仍處在“美的精神裏面”，將文學審美延續在文物研究、鑒賞裏面。張新穎做了進一步詮釋。他認為，沈從文後半生雖然沒有進行文學創作，但他的書信本身就具有文學價值。例如，在他的書信中曾因一個“文物碗”引發感慨，在他眼裏，制碗人在製造過程中有壓抑的情感在裏面，而使用者卻全然感受不到。

　　張新穎表示，沈從文所從事文物學研究工作與以往的文學創作一樣，都是在關心普通人的日常生活。他的文物學研究延續了文學性質，有美的精神在裏面，正如汪曾祺將其稱為“抒情考古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