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上兩方面我們都讚同。不存在任何關于電影歷史的宏大敘事可以解釋所有事件、原因和結果。各種不同的歷史方法保證了歷史學家們將會得出各種各樣的結論。我們也認為，電影史更適合被看做各種電影歷史的集合，因為研究電影的歷史包括提出一係列問題，並尋找證據在論證的過程中回答這些問題。當歷史學家聚焦于不同的問題，尋求不同的證據，形成不同的解釋，我們得到的就不是一種單一的歷史，而是一個多樣化的歷史證據的集合。在此序言中，我們將要解釋電影史學家們的所作所為以及本書所採用的特定方法。

　　電影史學家做什麼？

　　此時此刻，雖有數百萬人正在觀看電影，然而卻只有幾千人正在研究過去的電影。某個人正試圖確定某部電影制作于1904年還是1905年。另一個人正在搜尋某個短命的斯堪的納維亞制片公司的財產。還有人正專注于1927年的日本電影，一個鏡頭一個鏡頭地加以研究，以便找出它們講故事的方法。一些研究者正對某部晦澀的電影的某些拷貝進行比較，以便確定哪一個拷貝才是原版。另一些學者正在研究由同一個導演或場景設計師或制片人所負責制作的一批影片。一些人正在仔細研究版權記錄和技術圖表、法律文書和制作文檔，還有一些人正在訪問退休的員工以便弄清楚家鄉的袖珍型影院（Bijou Theater）在1950年代是怎樣運作的。

　　為何？

　　提出問題，尋求解答

　　原因很明顯。大多數電影史學家——教師、資料管理員、記者和自由撰稿人——都是影迷（cinephiles），是電影的狂熱愛好者。就像野鳥觀察家、1960年代的電視迷、藝術史學家和其他熱心之士一樣，他們都在興奮地追尋著有關他們所熱愛的對象的知識。

　　影迷也許就此止步，把有關他們喜愛之物的事實的累積當成目的本身。但是，知道所有“活寶三人組”（Three Stooges）的妻子們的名字無論多麼令人愉快，大多數電影史學家都不會僅止于做一個瑣碎之事的迷戀者。

　　電影史學家們設定研究項目，係統地探尋往昔之事。一個史學家的研究項目是圍繞需要回答的各種問題而組織起來的。一個研究項目也是由各種假設和背景知識組成的。對于電影史學家來說，某個事實只有放到研究項目的語境中才能獲得意義。

　　請注意本頁從默片時代一部影片中截取的圖片。一位電影檔案管理員——也就是在資料館里工作、致力于收集和保存影片的人——常常會碰到某部她無法識別的影片。也許是片頭字幕遺失了，也許是該拷貝的片頭與原始拷貝截然不同。寬泛地說，資料管理員的研究項目就是做出鑒別。這部影片提出了一係列問題：它是什麼時間制作或發行的？它是在哪個國家制作的？誰制作的？演員是誰？

　　我們所說的這部神秘影片僅有片名Wanda l’espione（《間諜旺達》）——這更像是一個發行人為它取的名字。它很可能是進口影片，而不是在發現拷貝的這個小國家里攝制的。幸運的是，拷貝中還是有一些線索，可供知識淵博的史學家進行認定。那位坐在前景處的女主角是一位明星，名叫弗朗切斯卡·貝爾蒂尼（Francesca Bertini）。認出她，幾乎可以肯定這部影片屬于意大利，制作于1910年代她的職業生涯巔峰時期。影片的風格允許研究者進一步縮小日期范圍。攝影機直接面對場景的後牆拍攝，與此處所看到的他們的位置相比，演員很少更靠近攝影機。剪輯節奏慢，動作安排是為了讓演員通過後面的門道進出。所有這些風格化的特徵，都是1910年代中期歐洲電影制作的典型情況。這些線索還能在貝爾蒂尼主演的一係列影片中看到。她在1915年主演的一部影片《狐狸精狄安娜》（Diana l’affascinatrice）的情節描述，與這部身份不明的拷貝的情節完全一樣。